宋诗大V：写诗，写自己

　　中华文化最大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人是文化的主体。朋友们也许会问，难道文化不都这样子的吗？确实不是。西方文化在开始的时候更多关注的对象不是人，而是神。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我们中国文化和传说中，火是人类掌握的第一种自然力，中国人认为钻木取火是我们人类中间的一员——燧人氏在生活中发明的。但西方人认为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的，是神的恩赐。所以两种文化的出发点和中心是有所区别的。

　　中华文化以人为本，在这片文化土壤中产生的诗歌，也是以人为本的。

宋代画家李公麟描绘士大夫生活的《西园雅集图》(局部)。

　　诗歌是人类的文化创造，也表达人类的内心

　　我们古代最早的诗歌纲领就三个字：“诗言志”。诗是写什么的呢？是写人内心的志向、情致、思想活动和情感活动的，是表现人类的，人类的生活、人类的思想。

　　但是欧洲思想不这样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写道：“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在他构建的理想国里面，不许人在里面写诗，要写诗就是歌颂神灵。在柏拉图看来，诗歌并不是人类的创作，而是神灵的创作。

　　所以我们看最早的欧洲的诗歌《荷马史诗》《奥德赛》《伊里亚特》，基本上描写的是神话内容。而我们中国最早的诗歌是《诗经》，三百多首里面写的全是人的生活和感想。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言志”是一个出发点。“诗言志”源自《尚书·尧典》。“言志”在后代容易引起误解，后代容易把“言志”理解为表现比较正面、远离私人生活的、国家的、宏大的事情，将其与抒情诗对比起来。

　　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里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在孔颖达看来情和志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阶段。

　　中国古人认为诗歌的本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创造，也表达人类内心的一种思想跟感情的互动。

　　除了关注诗歌的性质以外，我们也要关注诗人的身份构成。是谁在写诗？

　　何休注的《公羊传》里的两句话说得很好：“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民间劳动者的诗歌直接表现他们的生活，饥饿的人最关注的是他的食品，劳苦的人首先歌唱的是他的劳动。

　　尽管如此，由于在古代能够掌握书写工具，拥有创作权的，是少数上层人士。所以真正能写诗的大部分人并不是下层的劳动者，而是上层的知识分子。

清代学者厉鹗编纂的宋代诗歌总集《宋诗纪事》视觉中国供图

　　科举改变诗坛，宋代诗人多为士大夫

　　那么宋代的诗人群体有什么特殊性呢？跟唐代诗人有什么不一样呢？

　　唐宋诗人群体组成的不同，一个很大的因素是由于科举制度的不同。科举制度是中国人一个伟大的制度发明，在最初产生设置的时候，这是一种非常具有进步意义的制度设计。科举制度的基本精神是按照公平的考试来为国家选拔人才，从而打通社会上下层级之间的交流渠道。

　　我们将唐代的科举跟宋代的科举，特别是产生诗人最多的进士科做对比，会发现很大的不同：唐代录取人数很少，宋代录取人数大大增加。

　　唐代的科举在制度设计上的不严密，导致并不一定是最有才学的人通过考试。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唐代诗人李白不是进士，杜甫也不是进士，但宋代的诗人群体中却有很多进士。

　　《登科记考》中有相关记载，唐贞元八年(792)，进士23人，龙虎榜。再看宋代某一年的科考记载，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388人，特奏名进士122人，诸科389人。这388人中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程颢、程颐、张载。可见宋代的科举涌现的人才更加多，数量大，杰出人才也多。宋代的科举考试真正为国家选拔了最好的人才。

　　除了录取名额的扩大外，宋代的科举考试的制度设计更加严密。宋代采取“糊名”“誊录”措施，这接近于我们现在高考的制度设计。“糊名”就是在考生交卷后，将考生的姓名用糨糊贴起来。“糊名”之后还担心考官可能通过毛笔的字迹认出考生，于是采用“誊录”，请人抄写一遍考生的试卷再送给考官批改。这从制度上杜绝了作弊行为的发生。

　　在唐代，由于每年录取人数非常少，竞争激烈，会产生不公平的竞争。

　　举个例子，看唐代诗人杜牧考上进士的过程。唐代的科举录取标准不一定是试卷所反映出来的水平和质量，而是要看有没有推荐、有没有来头。《唐摭言》中有相关记载，官员吴武陵向当时的主考官崔郾推荐杜牧，希望杜牧能做状元，崔郾听了后说状元已经有人了，并且前四名都已经安排有人了，所以商量让杜牧排在第五名。结果，杜牧考完试，放榜出来，果然是第五名。

　　而宋代的科举考试确实是一个相对公正的考试，通过规模较大、比较公正的科举制度，把全国读书人选拔出来进入仕途、成为士大夫，为大宋王朝选拔了较多的优秀人才。同时也选拔了很多社会下层的人，比如像从小家庭贫困的欧阳修，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了士大夫队伍。

　　因此宋代科举考试的情况对于改变宋代诗人的队伍、身份特征起了巨大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宋代著名的古文家、诗人，大部分人都是进士。

　　这些通过科举制度成为士大夫的群体有一种非常强的身份自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前程不是因为皇帝的恩赐，而是因为自己认真读书得来的。因此宋代士大夫对于自己是国家的主人翁的自主意识特别强烈。

　　宋诗里的士大夫之气：不止抒情，更可议论

　　北宋士大夫的风节和道义精神是从范仲淹开始的，他是开创一代士风的人物。范仲淹进入政界后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士大夫人格风范。他觉得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服务国家和百姓。他的想法也表现在创作上，他毫无隐讳地表达内心的政见和想法。范仲淹在《答梅圣俞灵乌赋》中写道：“危言迁谪向江湖，放意云山道岂孤。忠信平生心自许，吉凶何卹赋灵乌。”这展现了他大义凛然的政治风节。

　　在古代，通常会认为议论用古文来表达，诗歌则是用来抒情的，诗歌体裁不太适合用来发表议论。但在宋诗中却常常可以看到议论的表达。北宋著名诗人欧阳修被贬后在《镇阳读书》中写道：“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他在诗句中通畅地、毫无隐讳地表达政见。

　　王安石是一个大政治家，他的政见主要是通过古文来表达的。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写道：“以孟子之说，观方今之失。”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源自孟子的思想体系，源自纯粹的儒学思想理念。

　　他写过一首诗叫做《孟子》，里面写道：“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展现了他对于儒家学说的皈依。

　　我们再看他的另一首诗《商鞅》，里面写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显示了他对法家思想的态度倾向。结合阅读古文和诗歌，可以看出王安石的真实一面——既受儒家也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作为政治家，王安石高风亮节，为人正直。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南辕北辙，但在个人品德方面，两人却相互欣赏，相互钦佩。

　　在做宰相之前，王安石在《龙泉寺石井二首》其一中写道：“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展现了他想要登上高位，渴望施展抱负、造福百姓的政治情怀。

　　而在《东轩笔录》中，他又写下：“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当他即将登上宰相之位，便已经开始思考归隐之日，展现出超然物外、不恋权位的淡泊之心。通过阅读古文能够了解王安石的治国理政之道，而阅读宋诗则更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我们喜欢的苏东坡，是诗里的他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苏东坡。苏东坡人到中年，陷入乌台诗案，人生遭遇巨大落差，他的心态和精神状态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文本，第一种是他写给朝廷的信和谢表(当时升官和贬谪的人都要写谢表)。从这里看他已经诚惶诚恐，俯首认错。例如在《到黄州谢表》中，他写道：“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衍。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大意是自己要粗茶淡饭，闭门思过。而他在诗中写的却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黄州有很多美味，他在当地同样吃得很好、过得很好，完全不是谢表里那样。谢表是门面话，他真正的心态，都在诗里。他的诗才是真正的东坡风采，我们之所以喜欢东坡，是喜欢他诗里的形象。

　　苏东坡后来又被贬谪到了南海边上的惠州，对于古代中原地区来说，这已经是很偏远的地方了。他又写了一个谢表，“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读起来完全是痛苦压抑之情、改过之心。假如苏东坡真是这种心态，他在惠州三年都活不下去。他的真实心态又如何呢？我们看他在诗中怎样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觉得，惠州这个地方好，盛产“果中极品”荔枝，让自己一辈子住在岭南也高兴。到惠州第二年，住在寺院里的他，又在《纵笔》里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哪有闭门思过的压力、日夜的痛苦？明明睡得很香。

　　相传这首诗后来传到朝廷，宰相章惇听说苏东坡在惠州过得还不错，又把他贬到海南岛。当时对中原士大夫来说，海南是“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将要启程以及离开海南岛时，苏东坡怎么写的呢？“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他心态好得很，一点没有凄凄惨惨戚戚。去的时候他觉得，这万里之遥的土地，是自己真正的故乡。回程的时候，夜里渡海，看到天上一轮明月，地下万里碧海，他认为这是在中原看不到的景色，这次远行是平生最奇绝的经历。

　　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苏东坡一生的思想倾向，最好的文本材料就是他的诗。诗，才是他真正打开心灵的一扇窗。

　　风骨入诗，宋诗中的真实自画像

　　接下来我们看陆游。我很喜欢陆游。以前人们都说他一生写了一万首诗，根据现在的统计，是9800多首。这么多作品，把他人生和心灵各个方面完全披露出来。如果我们想知道陆游心中是怎么想、怎么感受的，读他的诗足矣。陆游的诗，为自己画了一个绝对真实的自画像。

　　陆游第一个形象是爱国志士，他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歌以前在学术研究中有点受到轻视，觉得他把重复的主题说得太多了。南宋时候，半壁江山被金国占领，南宋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收复失土，陆游终身为之呐喊，这正是时代最强音。

　　他的心态如何披露呢？有很多这方面的名作。例如《金错刀行》就把爱国志士的心里想法表现得非常充分。这首诗从“黄金错刀白玉装”，写到自己“丈夫五十功未立”，再到“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感慨。

　　此外他也很关心民生疾苦。他在送孩子去当地方官时候写下《送子龙赴吉州掾》，“汝为吉州吏，但饮吉州水；一钱亦分明，谁能肆谗毁？”“江中有鲤鱼，频寄书一纸”这表现出他是一个心系百姓的官员，也是一位慈祥的老父亲。

　　陆游表达最好的，还有爱情。他写了20多首和沈园相关的诗，表现出他对妻子唐氏的真挚爱情。古代五言诗、七言诗中，写爱情的好诗不多，宋代尤其少。因为宋代诗词分流，关于爱情题材一般都用词来写。读《沈园》，我们看到一个深情的丈夫形象。其中一首写道：“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唐氏和他做夫妻一共没几年，当时已经去世四十年，沈园的柳树都老了，树犹如此，人更加经不起摧残。陆游觉得自己也快要成为一抔土，可看到沈园还是要伤心。清末评论家陈衍曾经这样评价：“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年论，不可无此诗。”

　　说到爱国主义诗人，文天祥是南宋末年一批爱国主义诗人的代表。南宋帝昺祥兴元年(1279)十二月，屡败屡战的文天祥在潮州五坡岭被元军俘获。次年正月，元军围攻崖山，逼文天祥作书招降宋将张世杰，文天祥写下《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二月，崖山沦陷，陆秀夫背负帝昺蹈海殉国，南宋亡。不久，元军将文天祥押往大都，投入监狱。此后接近三年的岁月里，元人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进行劝降，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此时宋朝已经灭亡，元朝已经统一天下，留梦炎等宋朝旧臣早已出仕新朝，抗元复宋的事业已成明日黄花，但是文天祥坚持不降。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文天祥始终坚持，决不屈服？我们可从他的言论中寻找答案。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也就是在文天祥入大都狱的第二年，天祥作《正气歌》以明志，诗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全诗共60句，可分四段。《正气歌》是诗人平生积储在胸中的浩然正气自然酿成的作品，它气势磅礴，情感深挚。阅读《正气歌》，可以明白什么是民族气节和民族尊严，可以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具备充沛的精神力量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以至于杀身成仁。《正气歌》虽然是文天祥个人的作品，但洋溢在诗中的浩然正气却属于整个中华民族。

　　最后说说我对宋诗的基本看法。宋诗和唐诗的关系，民间和学界都有很多说法。如果不是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话，毫无疑问首选唐诗。但我反对“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这个流行说法，我认为宋诗也很好。春兰好，秋菊也好；唐诗好，宋诗也好。宋诗的好，在于和唐诗有不同之处。并非宋人有意要追求新意，而是唐诗以后，不得不变，宋诗一定会发展到另一个倾向。

　　对于现在读者，宋诗的意义是非常真实、准确、生动地披露了诗人群体、士大夫群体的心态。他们是怎么想的，怎么感受的，要表达什么？我们读诗就能清楚地明白，这是我们理解古人、理解传统文化很好的渠道。

　　我建议读者朋友，当然要多读唐诗，也要多读宋诗，特别是要读大家，比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杨万里、陆游，以及文天祥。文天祥的《正气歌》真的是传统文化的瑰宝，把民族英雄、爱国主义的情怀表露无遗，非常准确传递了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宋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文本。

　　（记者 汪文羽 童健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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