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文化“摆渡人”

　　许钧，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中国翻译学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现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担任国内外近20种知名学术刊物的顾问或编委，目前已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16部，译著30余部，因在翻译和文化交流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荣获“法兰西金棕榈教育勋章”和“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

　　2016年，许钧从南京大学加入浙江大学。最近，在他南京的家中，我见到了他。客厅的“书海”里，他时不时会翻出一本期刊与我讲解译界新话题；聊到他的译坛朋友，他很动情；谈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和善的语气又立马变得严厉、不容置疑。年过古稀的他，未显丝毫疲态。

　　人生七十余载，从业半个世纪，许钧做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自觉“至今仍在路上”。他是如何看待翻译的？又是什么维持着他对翻译的激情？

　　翻译求真，以诚为本

　　真诚，藏在一个人待人处事的细节中，也是我对许钧的第一印象。

　　与许钧约采访，一说要聊“翻译”，他欣然答允，并在每条回信的“尾巴”必附“欢迎你”。他已经是业界大拿了，可面对我这个“门外汉”，始终亲切地不停解释，再解释。

　　“只有跟我谈翻译的时候，我才会神采飞扬，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其他的事情，我都不太感兴趣。”这么一说，倒是理解了为什么他的通信方式，只有邮件和短信。各路社交媒体都太过喧闹。

　　对书、对法国文学发自真心的热爱，使他走上翻译道路。

　　许钧出生在浙西农村一个普通家庭，连书本费都需要学校减免。那时，他羡慕家境好的同学，因为他们能多买几本书。许钧妈妈也曾这样形容他：“小时候他读书就用功，每次吃饭去找他，他都在村外小山坡的稻草堆里看书。”

　　高中读了3个月，许钧就去当兵了，然后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因为表现出色，1976年，他得到公派留学法国两年的机会。

许钧(右一)在法国留学期间。受访者供图

　　法国，艺术与文化的摇篮。这下，他步入了文学的天堂。

　　“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去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淘书，价格便宜，品相也好。”许钧尤记得那些年的“收获”：古典主义时期的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和卢梭的代表作，还有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雨果、自然主义的左拉、意识流的普鲁斯特等重要作家的小说……虽然他不太喜爱诗歌，但也买了雨果的《静观集》，兰波、瓦莱里等伟大诗人的诗集。

　　两年下来，他省吃俭用，从国家补贴的零用钱中一抠再抠，居然“抠”出了几十部法国文学名著。出于“分享美好”的天性，他决心做翻译而非语言学家，“为的是把优秀的作品推荐给更多人”。

　　“好作家遇上一个好翻译，几乎就是一场‘艳遇’。”这句时常被翻译同仁引用的话，就出自许钧之口。他在法国的口碑很好，朋友很多。至于原因，他没有提专业、机缘等，而是归功于做人。

　　“说到翻译，归根到底，要学会做人，翻译求真，以诚为本。有了真诚，才会用心，用心了才能真有所感，才能深入体会作家的精神世界。” 《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国之欧洲》《现代性的五个悖论》……一部部耳熟能详的译作，从许钧的笔下流淌而出，他树立了业界的口碑，也受到读书界的普遍赞誉。

　　求真，也是一种严谨治学的态度。

　　当今译界，各路大家各有翻译准则。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柳鸣九认为翻译是“讲究的修辞学”；许渊冲又说，翻译是美的创造……

　　许钧始终恪守的信条，是翻译的忠实观。

　　如今市面上，米兰·昆德拉的同一作品有两个经典译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前者由韩少功等人在上世纪80年代翻译，后者为许钧于21世纪初重译。

　　答应重译一本已有“在前珠玉”的书，以及修改书名，是源于他对“真”的坚持。

　　“原著是用捷克文写的。韩少功的版本是从英译本翻译而来，而米兰·昆德拉认可的是法译本。韩少功的翻译，有首译之功，虽然他在译本后记中自称‘翻译游击队’，呼吁专业翻译家来译这本书，但他和他姐姐的翻译是非常有特色的。”许钧肯定了韩少功等人是发现经典的“功臣”，也希望译本能再一步“求真”。

　　对书名，许钧近乎“锱铢必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直指‘生命’这两个字，主题就是要讨论‘存在’。如果昆德拉说‘生命之轻是不能承受的’，那他就是已经下了一个结论，做出了判断。”他认为，“讨论而非下结论”才是作者想表达的意思。

　　重译后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总印数已经突破三百万册，掀起一股至今不灭的“米兰·昆德拉热潮”。

　　“忠实于原文和充分理解展现原文精髓两者并不矛盾。前者并非简单地忠于原文单词意义和句子结构那样简单。最理想的，是忠于原文的精髓，忠实传达原文风格。”许钧和我说这些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文化人的身上，闪烁着科学家的光彩。

　　译道无疆，贵在交流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把“求真”视为一种结果，难免会钻入“牛角尖”。许钧更愿意把其看作是一种追求，一种译者的自我修炼与完善。

　　话题不免聊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翻译史上发生的那件规模大、历时长、涉及面广、互动性强的标志性事件——关于《红与黑》的汉译本大讨论。

　　哪个译家的译本好；译文该不该多用四字成语……从翻译家到普通读者，下至学生上至老人，各路观点争锋，可谓精彩。著名翻译家冯亦代曾公开表示：“1995年的争论，对于提高翻译的质量，极为重要。”

　　许钧是这场大讨论的积极推动者，并在组织、沟通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

　　那时，有人劝他：搞文学翻译的人，最好不要去搞文学翻译批评，更不要去搞什么研究，不然会引火上身，惹出是非。

　　“在我看来，那时候自己的翻译功力尚浅，如果能赢得一些‘反批评’，得到前辈和同仁的指教，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面对追问，许钧以自谦的姿态解释初衷。

　　实际上，动机中也蕴含着一种真正的学者风范。许钧相信：“学术研究的本质是求真，求真的路径有很多，求真从来不是‘一言堂’。学术就要敢于质疑，发表看法，百家争鸣。”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许钧与许渊冲的观点极为不同——一个认为翻译旨在求真，一个认为翻译重在求美；一个认为要“再现原作风格”，一个认为要“发挥译语优势”——两人依旧亦师亦友。

　　曾经公开批评过罗新璋、许渊冲《红与黑》译本的许钧，甚至拿着最新的批评文章请两人过目，恳切地征求意见。

　　以求真、求是的态度进行探索，他也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文坛、学界当有的模样。

　　许钧与中国译者交流，也不断地与异国作者、异国文化交流。

　　“翻译是历史的奇遇，能让不同的文化和思想相遇。”几乎每一本书背后，都有他与作者相遇、相知、相互成就的故事。

　　1993年巴黎奥戴翁饭店，许钧与法国著名学者艾田蒲会面。当时，艾田蒲年事已高，还患有严重心脏病，身体虚弱，谢绝一切探访，却在得知许钧想就《中国之欧洲》一书的翻译问题进行探讨时，欣然答允见面。

　　《中国之欧洲》是一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对西方世界影响的学术著作，字字透着艾田浦内心深处对中华文明的赞美和欣赏。临别时，艾田蒲紧握着许钧的手：“一切拜托您了，希望能在我生命之火熄灭之前，看到我这份菲薄的礼品呈现在中华民族面前。”

许钧(左)与勒克莱齐奥(右)受访者供图

　　还有他与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缘分。

　　从许钧上世纪末翻译了勒克莱齐奥的《沙漠》开始，两人的深厚友谊延续至今。2008年，勒克莱齐奥获得诺贝尔奖，专门为中国读者写了几句话：“我希望经常去中国，让世上的人们看到相互理解和进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此后，在许钧带领下，他一次次来到中国，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讲课，和学生一起读《论语》，翻译唐诗；走进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莫言的家乡高密、施耐庵的故乡泰州等地；还与莫言、毕飞宇、余华等中国作家交流对话，不断与中国文学、中国社会相遇……勒克莱齐奥亲切地称许钧为自己“文化的向导”。

　　许钧深刻地体会到：翻译“摆渡”的不仅是语言符号，或是一本书，而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

　　“翻译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活动，因为涉及到双方的文化。任何一个译者都要或多或少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带着“责任感”，许钧对翻译的认知在不断加深。

　　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

　　小说《青衣》的英译本由知名汉学家葛浩文翻译，名为《The Moon Opera》，直译是“月亮歌剧”，指的是书中嫦娥奔月的京戏。

　　对此，作者毕飞宇十分认可。他认为，“青衣”二字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隐含着多种意思：女性、已婚(一般来说)、端庄、优雅、悲情、痛感；服装、旋律、表演程式、腔调。对汉语之外的世界来说，这是一组神秘莫测的东西，语言学望尘莫及。

　　考虑到许钧一贯追求的“求真”，我询问他对此的喜好。

　　“书名是为了第一时间吸引读者，并不影响小说内容，可以适当作变通。”随后，他话锋一转，“但翻译不能总是为了讨好读者而去变通。要吸收新观念、新概念、新话语，翻译就要保真、求真，就像鲁迅主张的那样。不要把一时的变通当作永恒的价值追求。我个人认为这不仅是语言层面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有时候变通是一种妥协？”我问。

　　“是的。我可以确定：当文化交流变多，翻译文本必然会越来越注重‘原汁原味’。这事关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许钧极度肯定。

　　紧接着，他又把话题延伸至人工智能热潮：“现在好多人觉得语言只是工具，翻译可以被机器替代。这是一种十分危险、完全错误的观点！机器是不会思考一句话为什么翻译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我们应该有自信展现自我！”许钧再一次强调。

　　与许钧交谈了近2个小时。以上几乎是他最激动的表达。

　　近半个世纪来，除了翻译方法、翻译批评研究之外，许钧越来越关注翻译的使命问题——何为译？为何译？译何为？

　　而今，他对翻译的认知角度，从“文字、文学、文化”进阶至“文明”：翻译工作一定要和国家战略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走进去”贡献力量，为世界文明多样性、文明互鉴作贡献。

　　新的使命让许钧自觉任重道远。“自己的翻译固然重要，但翻译事业需要更多人来参与”。

　　近年来，他的工作重心已经不在翻译某部作品上。为了让社会更理解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他先后组织、主编了《法兰西书库》《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与传播译丛》《巴别塔文丛》等一大批文丛、译丛。

　　许钧筹建了中华译学馆，其宗旨就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以中华文化为根，译与学并重，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交流，拓展精神疆域，驱动思想创新”。目前，中华译学馆已推出“中华翻译研究文库”“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等等十余种重要丛书，现已出版各类图书240余部。

　　为了践行文化“走出去”战略，他乐于做更多“幕后工作”。

　　基于中文的客观难度，以及自身主观问题等因素，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仍处边缘。为此，许钧努力推动中国文学的外译与传播，参与组织“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向中国作家协会推荐翻译家参会，向国外出版社、编辑推荐中国优秀的当代作品。毕飞宇的《青衣》《玉米》、黄蓓佳的《我要做个好孩子》等都在他的牵线下“出国”。

　　从教50年，他也始终谨记育人的使命。

　　为了推动翻译学科的建立，尽快带出来一批人才，一方面，他参与制定全国高校翻译专业学位的培养方案和标准，并与其他学者共同主编了全国翻译学位系列教材。另一方面，培育了中国第一批法语博士的他，现在依旧在给本科生、硕士生上课。许钧还把自己的“朋友圈”搬到校园。仅在浙江大学，就邀请到了莫言、勒克莱齐奥、余华、苏童、毕飞宇、韩少功等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思想家、翻译家，与师生一同观点碰撞。

　　……

　　一个人的价值观会决定一个人所走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翻译家，如严复、鲁迅、陈望道、傅雷、朱生豪、许渊冲等，都把自己的事业与国人自强、民族进步、国家发展紧紧联系。“我也希望译界同仁和后辈，能始终把翻译事业与人类文明、家国情怀紧紧联系在一起。”许钧恳切地说。

　　翻译学是门年轻的学科，20世纪70年代才基本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至今不过半个世纪。翻译则是一项古老的职业，自人类社会语言产生以来就已出现，深刻影响世界文明的进程。

　　曾几何时，我们把诺贝尔文学奖的作者奉为书架与谈资的“座上宾”，却少有人提及译者是谁。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中国如果没有翻译，就不会有曾推动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西学东渐”，乃至今天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已经注意到：世界格局正处于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全球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动荡与融汇互鉴两种趋势。这两种趋势必然导致人类文明通向未来的不同道路。

　　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来绵延不绝、传承至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始终保持着兼容并蓄的品质。在这种意义上，由翻译，推助中华文化“走出去”“走进去”，既是一种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彰显，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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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路探幽》许钧著商务印书馆

　　翻译是符号的转换，但更是意义的再生，是文化的构建。《追忆似水年华(卷四)》《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著名作品的译者、翻译大家许钧教授在本书中，回顾其走过的近半个世纪的翻译与翻译研究历程，在呈现其在翻译理念、翻译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思考的同时，也展现了其治学的履迹。

　　全书分为三辑，分别为翻译的语言与文化问题、译学思考与探索、翻译家的精神雕像。

　　探讨了对翻译的历史思考、译文的美、“信达雅”是否过时、翻译和语言的关系等翻译中的重要问题，思考深入，文笔犀利，并有许多充满故事性的翻译趣事，值得所有对翻译感兴趣的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