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络藏在诗意下 访谈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教授
(原标题：《漫话江南：访谈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葛剑雄教授 脉络藏在诗意下》)
江南，一个富于诗意的词汇。
有时，它离我们很近，就在周围的一草一木间；有时，它离我们很远，躲藏在悠长的故事里。身处其中的我们，难免也会有“身在此山中”而不识其面目的时刻。
和葛剑雄教授谈江南，谈江南文化，我们探寻的是中国人最美好的栖居想象——那里有曲水流觞，有人间烟火，更有在全球化浪潮中依然跳动的古老基因。
葛教授在访谈中直指江南文化的核心、缘起和演变，让我们得以看见江南——它来自地理环境、历史机遇与人文智慧的深层互动。
江南文化的基因来自中原
记者：江南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作为历史地理学家，您会怎么来理解它？
葛剑雄：如果从地理沿革上说，江南这个地名，最早出现在秦代。但它的内涵，后来发生了变化。
秦汉时的江南主要是指现在江西、湖南的长江以南一带，江苏的长江以南被称为江东。后来，它所指的地域慢慢地东移。明清以来，狭义的江南是指苏浙的八府一州，即江苏苏州府、松江府(含上海县)、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浙江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广义的江南，泛指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南与浙江钱塘江流域，江苏扬州一带以及江西长江以南数县。
记者：谈到江南，除了地理上的概念，往往还伴随着一种文化上的特殊意味。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葛剑雄：我想强调的是，江南文化的主流还是传承自中华文明的核心——中原文化。现在我们可以找到的有关江南文化的记录，总是会追溯到中原的移民，比如史籍中“太伯迁吴”。当年董楚平先生曾经发表过论文，他研究后认为确实有一支族群，从山西的西南地区南迁，先到宁镇丘陵地带，然后再往平原。
记者：那么，这片土地上的早期文化，比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良渚文化、上山文化，和现在所说的江南文化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葛剑雄：这方面很难找到比较确切的证据。当时他们还没有文字，距离江南这一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间隔着起码上千年。这些遗址又被掩埋于地下，到近现代才重见天日。从社会上层的文化构成来说，肯定是中断了。当然，这类文化有可能继续在民间延续，但这取决于留存人口的数量，也取决于他们及其后裔与外来移民的比例和实力消长，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话题。
记者：《史记》记载，越国人的祖先是西周的贵族。这可能是当地人的附会，不过确实证明了一种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葛剑雄：如果客强主弱，土著文化会很快被移民文化所取代，当地的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移民的文化，甚至去攀附它。
可以明确的是，当中原族群迁到这里时，原住民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比如，他们仍然是断发文身。断发是一种简单粗放的生活方式。为什么文身？文身是为迷惑野兽，可见他们的生活环境。中原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讲究衣冠，要戴上帽子，体现一种衣冠礼仪。慢慢地，这些新习俗就会覆盖或者融合掉旧的习俗。
历史上的迁移是巨大的机遇
记者：从您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江南这个名词所蕴含的这种独特的气息，来自于一种历史的碰撞。
葛剑雄：是的，中原文化到了南方，尤其在表达方式和形态上，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
比如诗歌，风雅颂，都是起于北方，那么到了南方，魏晋时期，谢朓、谢灵运他们开始写起山水诗来，这就是一个新的变化。他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北方的大族，现在受到了江南山水的熏陶，产生了新的灵感。之后文人墨客来的越来越多，还有了唐诗之路。
再比如书法，大篆小篆，原来肯定是北方先写起来的，但是到了江南，现在我们都知道王羲之的行书非常漂亮，明显受到江南环境的感召，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
记者：您曾经特别提及，永嘉之乱后至南北朝末年、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末、靖康之乱后至元代，有过三次持续的、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这是否可以看作江南文化逐步形成的节点？
葛剑雄：每一次迁移，江南地区都是最大的受益者，不仅增加了大量人口，而且吸纳了大批人才。
孔子的门徒中，来自南方的仅言偃一人，他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迹。到东汉时，江南才出现了有全国影响的学者王充，但王充祖籍魏郡元城，估计也是西汉期间南迁的。后来的文化名人就逐渐多起来了，唐宋八大家中，南方人就很多了。
到明清时期，江南在学术、教育、文学、艺术、工艺、出版等各方面的优势已无可争议，难以撼动，一直保持至近代，再未逆转。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科举考试的“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数量，大幅度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
记者：人口南迁不仅仅次数多，也不仅仅是人数多，关键在于许多移民恰恰是北方的精英。
葛剑雄：我们要了解到，在现代传播手段产生之前。文化只能通过人来传播。电话电报发明之后，才可以不通过人传递远距离信息。现在更加了，互联网已经普及，我们可以同时看一场球赛，一部电影在全球同时首映完全不是问题。以前，比如说在上海租界里，这里的时尚和巴黎比往往落后一个月，这一个月就是船开过来需要花费的时间，需要船上的人把时尚信息带过来。
大量来自北方的高素质移民，他们的文化传播能力非常强。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他们带来了文字、礼制、诸子百家的思想等，这些构成了江南文化的核心，包括学术思想、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总之，江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是南方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又使其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记者：这种变化也渗透到了江南的日常生活中吧。
葛剑雄：不仅仅是文学艺术，包括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到达江南之后都会产生一些变化。例如，唐朝不允许随意经商，南宋就可以沿街破墙开店、摆摊。
特别要提一下江南城镇的繁荣。在北方，商业通常只能集中在府城和首都，至少得是县城。江南呢？由于水路交通非常方便，人口密集，很容易形成繁盛的商业。我的家乡南浔，就是这样，它只是一个镇，但却是运河边的商业重镇。
这种新型的工商业市镇，将分散的、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转变为现代工业化的集约型生产。世界上的新产业、新产品、新服务往往首先被引入上海和江南，实验成功后再推广到各地。上海和江南的工商业、服务业在全国的份额达到空前高度。
记者：这让我们联想到海派文化。近代以来，上海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在江南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葛剑雄：上海是江南文化在近代的“放大器”。上海的人口主要来自江南，尤其是苏南和浙北，比如宁波人、湖州人、苏州人、嘉兴人，他们带来了江南的商业传统和文化习惯。同时，租界的环境又使得江南文化中的契约精神与当时西方的法治观念相结合，使“重然诺、守信誉”的商业伦理传统法制化。
近代江南的精英也多依托上海成就事业，比如南浔的张静江，原来是当地的丝商巨贾，后来跑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还深度参与了辛亥革命。许多大作家，像鲁迅、茅盾，都居住在上海。上海也是中西文化及革命思想的传播中枢，许多知识分子通过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归国后以上海为阵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就是在上海印刷出版的。
可以说，没有江南的文化土壤，上海不会成为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而没有上海的开放与融合，江南文化的影响力也不会扩展到全国。
时空变迁下，江南更多姿
记者：把目光转到现在，在您看来，我们的地域文化，例如江南文化，它的鲜明度是在降低还是提高？
葛剑雄：全世界普遍存在这种情况，经济文化越发达，地域文化的保持就越难。现在，人口如此迅速地流动，如果一种新的时尚特别吸引人，很快会成为普遍的文化风潮。
特别是一些人文方面的风潮，更容易被模仿。最近江苏的“苏超”很火，如果其他地区要模仿，还是挺容易的，实际上，“苏超”可能也是模仿了贵州的“村BA”。反而是有一些和自然地理环境相关的，不那么容易被模仿，比如钱江潮文化，那这个其他地方就没法模仿。哈尔滨的冰雪文化，也很难模仿，不是不能，但成本会非常高。
记者：那么，江南文化的建设，您觉得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葛剑雄：我们讨论的江南文化，是一个时间跨度很大的文化。不同时期的江南文化其实有很大差别，比如，唐朝、宋朝和当代的江南文化就各有特色。白居易说，“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今天我们在那个位置的枕上估计就看不见钱塘江了。
文化建设必须明确时空坐标——我们讨论的究竟是六朝的江南，还是宋明的江南，抑或当代长三角的江南？这个基本概念不厘清，所有讨论都会失焦。
记者：您认为当代人理解的“江南”与历史真实存在偏差吗？
葛剑雄：确实很容易产生时空错位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源于两个混淆，一是将文学想象的江南等同于历史真实，二是忽视环境的根本性改变。
南京复建报恩寺塔，当时的报恩寺塔据说是地球上最高的建筑。但现在周围高楼林立，你再精准地复建，也恢复不了它当时的那种气派。所以我们要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
记者：您对未来的江南文化研究有什么建议？
葛剑雄：各个学科都大有用武之地。比如，语言学的研究，古越语的词汇里可能隐藏着未被中原化的本土文化痕迹。考古学需要继续寻找早期江南文明的遗存，尤其是民间习俗、生产方式的延续性证据。又比如，结合气候史、遗传学、语言学、移民史等跨学科方法，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分析文化变迁的节点。南宋时期的大规模移民如何重塑了江南的社会结构？明清时期的市镇经济如何影响了文化传播？这些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量化研究。
记者：那我们怎么来描述当下的江南文化呢？
葛剑雄：我们今天讨论的“江南文化”，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历史上积累的文化遗产，比如苏州园林、杭州西湖；二是当代的创新，比如杭州的数字经济、上海的金融文化。对于前者，我们要保护其独特性，尤其是依托自然环境的元素，比如水乡风貌、传统手工艺。对于后者，则要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新的表达方式。真正的文化传承，应该是核心价值观不变，但表现形式能不断适应时代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