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家
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内的金峰藏书展示区。
“理科生”是董桥老师信中对我的称呼。他以为我是学中文的，才认识那么多文化老人。后来知道我是污水处理厂的工人，他又以为我考的是理科类大学。其实我连大学也没上过啊，职高毕业就出来工作了，一直在污水处理厂，再过8年就退休了。
我是上海人，1972年出生，是普通工人，也是藏书家。我收藏的主题是现当代文化名人的签名本。我认识的文学艺术界的老先生有一百多位，其中与我比较熟悉的是二十几位。我说的“熟悉”是登门拜访、聊天吃饭，不拘小节……而不仅仅是见个面。所以我这里文学“矿产”丰富，有很多故事。
我给巴金写了封信，问他年轻人应该看点什么书
1995年2月，23岁的我给巴金老人写了封信。当时我工作5年了，还是和同事融不到一起。我从小爱看书，读中学的时候，正好武侠小说和世界名著流行，我虽然没上大学，但成了文学爱好者。
不过，文学有什么用呢？那时候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更何况是文学。
我也是“无知者无畏”，居然想给巴金先生写一封信，问他年轻人应该看点什么书，同时也想倾诉自己的苦闷。我觉得老人家一定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法，他的智慧会让我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我不知道巴老的地址，想着他是上海的作家，应该是在上海市作协工作，于是就把信寄到了作协。没想到巴老不但收到了我的信，看完信后还直接让女儿李小林寄来了一套《随想录》，扉页上写着：“金峰同志巴金赠九五年三月五日”。巴老送我这套书的时候，已经躺在华东医院的病床上，基本不写字了。他这样关心和鼓励年轻读者，怎能不让我激动并感动？
后来，我正式拜过师的老先生有两位，一位是著名文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另一位是书法大家洪丕谟。两位老先生都已仙去。
我与贾老接触非常多。他家住在一楼，大门不关的，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可以走进去。你说奇不奇怪？我如何得到贾老家的地址就更奇了。2004年，我在一家画廊看到名家信札的展览，有一封信一看就很老旧了，上面有寄信人的地址——复旦大学第九宿舍。我按照地址找过去，居然找到了写信人，就是贾老。贾老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到死都不会搬，你来找我，肯定能找到。”
还有一位老先生叫丁景唐，在上海永嘉路的慎成里住了70年。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也是学者、出版家、藏书家。第一次去，丁老留我吃饭。我把买到的丁老早期著作《妇女与文学》(1946年)、《瞿秋白文学著作翻译书目》(1955年，油印本)给他看，他高兴得像个小孩子，给我讲解这些书为什么珍贵，还拿出珍藏的版本给我欣赏。
拜访这些老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不是说今天学到了，明天就升官发财，而是他们的学问和修养，无形中会让你的素质提高。我找他们，实际上也是游历和游学的过程。
很多人去北京是看故宫、长城，我去北京是拜访文化老人
我在污水处理厂工作，在50岁之前，要上晚班，一般是做一休二。50岁之后，单位照顾老同志，不用上晚班了，就改成了做一休一。我都是利用休息天去拜访老先生。
老先生们一般住在上海市区，而我住在郊区。那时候交通不便，去市区要轮渡过黄浦江，再转好几趟公交。我早上7点半出发，一天最多拜访两位老先生，回到家里要晚上7点半了。
很多人好奇，我为什么能认识那么多老先生，其实就是“脚步为亲”。有老人生病住院了，我拎上一只我们乡下的老母鸡，带着夫人和孩子一同去探望，老先生非常感动，觉得我是一个本分人、一个有心人，就乐于牵线搭桥，让我有机会结缘更多老先生。
小思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学研究院的院长，今年85岁了。她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时，特意提到我。她说，“一个普通人，又不是搞文学的，和那么多搞文学的人在一起，不简单。”小思老师喜欢提携后辈，我和散文家董桥老先生通上信，就是她介绍的。
很多人去北京是看故宫、长城，我去北京是拜访文化老人。2009年4月，我一口气拜访了杨宪益、文洁若、袁鹰、高莽、范用、黄宗江等多位先生。几位老人中，杨宪益年纪最大，当时94岁。
他们都很了不起。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将中国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翻译成了英文。文洁若和丈夫萧乾合译过西方的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袁鹰是儿童文学作家，高莽是我国俄语翻译界的泰斗。范用出版了巴金《随想录》和《傅雷家书》，鼎鼎大名的《读书》杂志也是他创办的。黄宗江既能编剧，又能演戏，老电影《柳堡的故事》《海魂》都是他编的。听说我“还没有去长城”，就先来看他，黄老幽默地回应，“万里长城永不倒，你不来看我，我就要倒喽。”
我受黄老嘱托，回上海后立即去华东医院看望了他的妹妹黄宗英，把黄老托我捎的茶叶、大蒜丸一一带到。晚上，我与杨绛先生通电话。杨绛先生得知我在北京时想见她未见到，特意打电话到我家。等我到家，家里人告诉我，我赶紧给杨绛先生回电话。
认识了很多老先生后，他们会关切地询问：某位老先生的身体怎么样啊？因为平时不可能常见面，我就起到了传话筒的作用，让天南地北的老人互通音讯。我第一次去长沙的钟叔河先生家，钟老就说：“只要我精力尚可，我就欢迎你来。因为你来了，给我带来了外面的各种信息。”
我们既像朋友，又像祖孙
文化老人中，我和章克标先生交往最深。
因为和鲁迅先生打过“笔战”，章老的《文坛登龙术》很有名。他其实是留学日本的数学博士，早年还做过金庸的数学老师。金庸先生每次回海宁都会恭敬地向章老师鞠躬，“老师我来看望你了”。
1997年5月，我在报纸上看到，97岁的章克标是浙江省海宁市政协委员。我就怀着好奇的心情，写了信投给海宁市政协。
老先生不仅收到信了，还开始与我鸿雁往来。
没多久，我收到了章克标先生寄来的新书《一个人结婚》。这本书在路上走了一个月，因为老人写错地址，邮包被退回。他又重新填好正确的地址，我才收到。书中特意夹了一张便条：“老来无用乃至写错地址，无法准时寄到府上，望见谅。”
当时我们还只是神交。后来我才知道，章老做事一向不请人代劳，写信、寄信都亲力亲为，一丝不苟。
此后，我多次去海宁探望章老，每次住上五六天。我们既像朋友，又像祖孙。每天早上我与老人六七点钟起床，洗漱完，我为他泡上一杯麦片，准备几块糕点，自己也同样备一份。早餐后，我们去附近的小公园散步，然后去菜市场买菜。
1999年4月的一天，是我生日。我主动提议买只鸡吃，老人很惊讶：“你还会杀鸡？”路过蛋糕店，他提出要为我买生日蛋糕，又拿出50元钱，说是买鸡和买菜的钱，这顿饭他请。等我杀好鸡，做好菜，老人尝到我熬的新鲜鸡汤，乐坏了，一个劲夸我能干。
后来，章老“百岁征婚”搞得沸沸扬扬。整个过程我都了解，一开始章老只想找个保姆。他有个学生在上海做报纸，就出主意：“老师，您找保姆干啥，干脆找位师娘吧！我们报纸上给您发征婚广告。”
章老也没说话，事后跟我嘀咕：“会不会说我老不正经啊。”
他的学生就在报纸上策划了这么个“大新闻”，还真的收到了很多来信。你问“师娘”最后找到了没？你去搜当时的报道就知道了。
章老搬到上海闵行区后，我去老先生家的次数就少了。因为他也“成家”了嘛，我要避嫌的。
2003年春节，我去章老新居拜访，老人送了我一套新出的《章克标文集》。章老的夫人在一旁说：“他对你真好。这套书送了你，他自己也没有了。”这是章老送我的最后一套书。2007年，老人便去世了。
“你见到那些老先生可以请他们签个名，你就专门收藏签名本”
也是通过章克标先生，我和洪丕谟老师联系上了。洪老师问我，怎么会给他写信，我如实相告。洪老师很吃惊：“原来是章老先生介绍的。”他立即让我把章老的新地址给他，说要写一封信，“我们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非常想念他。”
洪老师身上有两个称号，一个是“上海滩上的一支笔”，另一个是“上海滩的洪半仙”。至于像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华东政法学院教授这些，头衔太多了，他忙不过来。
我认识洪老师时，他已经写了150多本书。他一生写了180多本书，内容非常杂，有些书是讲玄学的，有些书涉及字画，还有些是散文、杂文。
我拜洪老师为师是向他学习字画鉴定。洪老师的原配夫人叫徐凤妹，三十几岁就病故了，洪老师一直怀念她。他一听说我夫人叫张凤妹，觉得非常有缘，一口答应了我的请求。但他说，普通老百姓搞字画鉴定吃不消的，“不过我有一个小窍门，你见到那些老先生可以请他们签个名，你就专门收藏签名本。”这还是1999年，我对签名本这才有一点了解。
洪老师乐于助人，他的朋友、学生，甚至不认识的人向他求字，他能够满足的都会满足。
洪老师后来和姜玉珍师母走到了一起，姜师母也是有学问的人。师母告诉我，很多小商贩拿着安徽产的宣纸上门推销，家里明明宣纸很多，但小商贩拿过来，洪老师都毫不犹豫买下，而且不还价。他是同情他们做生意不容易。
洪老师这一生收藏的字画有200多幅，包括齐白石、张大千和吴湖帆等名家作品。按现在的价值衡量，估值有1个多亿人民币。他在身后全部捐给了他的家乡浙江慈溪的洪丕谟艺术馆。
三个老先生异口同声地说：读书不是福，读书是苦差事，读书要明理
有了洪老师那句话，我开始搞签名本收藏。我家这个扶梯上面，是十几平方米的阁楼，专门放我的藏书。2000本藏书里有1500本是签名本，还有500封文化名人的手迹。
很多收藏者过的都是“穷”日子。好不容易存下一笔钱，看到一本茅盾的签名本，如获珍宝，眼都不眨就买了。接下去一个月，可能就要“吃土”了。
一次，我在一个书商那里见到从已故戏剧家于伶家里流出来的200多本签名本藏书，赠书的有丁聪、袁鹰、唐弢、陈荒煤、王辛笛等。我当时带的钱不多，隔了几天凑够钱再去，挑了50多册，花了近万元。
这么多年，幸亏我夫人一直很支持我。她是医生，收入比我高。我会在买来的书上盖上我们俩的合印：金峰凤妹藏书。
前些年，我们家被评为“全国首届书香之家”，这里有我夫人的一份功劳。
和文化老人接触多了，我也出了两本书。一本是《草堂书影》，一本是《读书是福》。我请了80多位老先生题写“读书是福”，这四个字朗朗上口，也蛮喜气，写出来挺好。
但我请钟叔河先生写“读书是福”时，他干脆地说：不写。我碰了个钉子，有点尴尬。钟先生就用湖南普通话告诉我：“读书不是福。”
钟先生有他的道理。他说，解放以前，穷苦人家的小朋友能读书吗？只有富人才读得起。现在呢，学生课业压力大，回家做作业都要做得很晚，很多小朋友不觉得开心。“我只能给你写，读书要明白道理。”最后，钟先生给我题写的是“读书明理”。
我遇到了80多位老先生，只有钟叔河、草婴、邵燕祥三位不肯写“读书是福”。这三个老先生异口同声地说：读书是苦差事，读书要明理。好像他们事先商量过似的。
就因为我心思单纯，没有想太多，那些老先生才会认可我
2008年，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贺敬之的《放歌集》。我送给贺老过目，贺老说这个作者签名竟然是假的。贺老很有意思，他在假签名边上再次题签：“此页墨迹非我所写，印章亦为伪作金峰同志从旧书摊觅来嘱题签贺敬之”。
这几年也有拍卖行找到我，他们看中我手里的名家题字，说很值钱。巴金老人一封信，现在拍卖价要上万元。
去年12月，北京有一场已故藏书家姜德明“新文学版本”藏书拍卖会。我夫人“特批”了我30万元预算。但竞争太激烈了，卞之琳1936年自费刊印的一本诗集拍出了943,000元的高价。我空手而归。
想想我手里的名人手迹，大部分是无心插柳。
2007年我出版《草堂书影》时，想请贾植芳先生写序。贾老是大忙人，我犹豫再三才开口。没想到他当即铺开纸笔，边写边改，约莫半小时，一篇三百来字的序文就好了。
他怕我认不得笔迹，又当面读了一遍，才满意地交给我，拍拍手轻松地说：任务完成了。
听说我还想请王元化先生题写书名，贾老当即拨通了电话：“我有一个小朋友，想请您题写书名。”贾老还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请元化兄拨冗给金峰小友新著题字。”
如果我请贾植芳老人书写50张名家手迹，他肯定会想：你这个小朋友功利性太强，找我的目的不纯。就因为我心思单纯，没有想太多，那些老先生们才会认可我。
拥有这么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想做点事
当我把收藏的签名本，那些作者老先生的名字一个个抄录下来，我惊讶地发现，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在这里。拥有这么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我想做点事。2022年9月，我捐出1200本签名本，在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成立专门特色展示区。
说起来，我和杭州很有缘。小时候第一次去杭州，在火车上读了介绍西湖的书，再亲眼看到西湖，立刻就喜欢上了。早在2009年4月，杭州的萧山图书馆就给我办过一次展览，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先生帮我联系的，来老是萧山人。我把收藏的120本名人签名本都拿过去了。
后来，我经常来杭州淘书，认识了不少书友。有一次，我在书友群里试探性地问，“我想捐1000本名家签名本，谁要？”一位我不认识的浙江工业大学的书友就冒出来说：“捐给我们学校吧。”
我去浙江工业大学图书馆看过，一边是我捐赠的巴金、冰心、夏衍、艾青、唐弢、章克标、赵家壁、臧克家、王元化、贾植芳、周而复、周有光、陈从周、钱君匋、贺绿汀、柯灵、徐迟等文化名人的签名书，一边是在图书馆安静自习的大学生，氛围很好。
去年，浙工大图书馆获得全国“全民阅读基地”荣誉称号。馆长特地把喜讯告诉我，“金老师，有您的一份功劳。”
旧书是有生命力的
很多年前，我就有一个梦想——开书店。那天我跟儿子说：“爸爸想开个旧书店，你来打理。你帮爸爸把开书店的梦想延续下去。”
儿子说，“现在卖新书的书店都倒闭，老爸你还要开旧书店？”
儿子啊，这回你错了。我看到新闻，现在国家提出要繁荣旧书市场。前段时间，上海还举行了“旧书新知·书香上海”研讨会。有领导找我，请我说几句。我琢磨了几天，在纸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旧书体现了两个价值，一个是收藏价值，一个是情怀价值。那些泛黄的纸张、磨损的书籍、书页上的钤印，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跨越时空的对话，是有生命力的，让人们对文字产生敬畏，并找到精神的栖息地，这体现了生生不息的人文精神。”
是啊，当年这么多的文化老人为我这个小读者、小书友题词签名，他们留在纸上的手迹灿若星辰，既是友谊的见证，也是一段书缘。墨痕深处，温润常在，今天和后世的人们仍可以想象他们笔耕时的神情。
我家里还有胡适、周作人、郭沫若、老舍、曹禺等作家的手迹，如果拿出来在学校里办个展览，让同学们欣赏，让他们在学习一篇老舍的散文、郭沫若的诗歌时，又能亲眼看到他们的手迹，不是很有意义吗？
我很希望有学校能和我共同举办一次文学藏品展览，加深年轻一代对大师们的了解和对文学的热爱，让藏品“活”起来，这样也体现了“知藏合一”的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