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从日本回流的普陀山碑刻拓本：《九莲观音像》

　　近年来，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深入，大量历史老物件从日本回流国内。这些古物深受日本老一辈人钟爱，但新一代年轻人逐渐疏远了这种收藏传统，对学习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情也逐渐消退。这些古物不仅是文化传承之载体，更描绘出明清时期中日交往的丰富图景。

　　一

　　近期，笔者购得若干件从日本回流的刻有普陀山字样的旧拓本，有些拓本来自于日本的碑刻，有些则是漂洋过海的文物。本文先以明朝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九莲观音”旧拓本为例进行介绍。此拓本原为日本私人旧藏。卷轴尺幅为155×54厘米，拓本高85厘米、阔42厘米，从上到下分三栏。

　　上栏高7厘米，刻“南海普陀山”五字楷书，字体端肃，彰显皇家敕建身份。

　　中栏高18厘米，刻五爪双龙戏珠图案，暗示皇室权威，龙珠下方钤“慈圣宣文明肃贞寿端献皇太后之宝”玉玺，边长8.5厘米，印文清晰可辨。此观音画像是以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1546~1614)名义颁赐，据印文，作画时间当在李太后获得“端献”尊号之后，加封“恭熹”尊号之前，即1601年至1606年间。

　　下栏高60厘米，主体为“莲池观音图”，观音趺坐于九株莲花簇拥的莲池中，身后紫竹祥云环绕，左侧有三童子游戏，右有妇人怀抱婴孩，有送子祥瑞的寓意。空中有鹦鹉飞翔的细节，暗合佛经“鹦鹉度海”典故。池中有莲九株，民间称“九莲观音”。

　　卷轴背面存日本藏家伊东渚右卫门跋文四行，为“表面大悲尊，文化三寅仲春，偶至崎阳，依不思议因缘，求得此尊像。而后今卯之初秋，新伽表装以而授与子孙，永可心念者也。伊东渚右卫门谨志。”题跋显示，这件“九莲观音”拓本来自日本长崎，时间为清嘉庆十一年(1806)二月，由伊东渚右卫门在长崎“依不思议因缘”获得，装裱后传与子孙，世代供奉。

　　此记载印证了三个重要史实：一是普陀山信仰的东传：江户时代长崎作为中日贸易唯一口岸，包括普陀山物件在内的大量佛教文物经此流入日本；二是日本民间的观音崇拜，题跋中“大悲尊”“心念”等用语，体现日本町人阶层对观音信仰的本土化吸收；三是文物的双重属性，该拓本既是宗教圣物，也是家族传承之宝，体现东亚文化中“物”与“灵”的复合价值。

　　二

　　关于李太后，清《宝华山志》卷十三转引王概《华山铜殿考》说她：“性慈恻，究心内典，好施予，凡天下名胜地，皆置梵刹，动费巨万，神宗亦助施无算。”《明史》卷一百二十《诸王列传》载：“九莲菩萨者，神宗母，孝定李太后也。太后好佛，宫中像作九莲座，故云。”她笃信佛教，与普陀山因缘深厚，多次遣宦官捧观音像至山进香，并出资重建宝陀寺。其推动普陀山建设之举措蕴含深意。一方面是借助祥瑞造势，万历十四年(1586)，京都慈寿寺和李太后宫中莲花非正常季节错时盛开，与普陀山宝陀寺莲池红莲绽放形成呼应，被视为“天命所归”之祥瑞，亦是普陀山中兴的好兆头。李太后因此派宦官张本奉旨护送观音像至普陀山，将自然现象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宣传。另一方面是强化皇室威信，万历二十六年(1598)，宝陀寺毁于火灾，李太后捐资重建，万历帝赐名“护国永寿普陀禅寺”。万历二十七年，明神宗遣御马监太监赵永第二次颁藏经于普陀山，此举既加强皇室与观音圣地之联系，亦通过佛教整合江南士绅力量。

　　李太后也以“九莲”意象，构建她个人的神圣身份，一是以梦见菩萨九首，披七宝冠帔，乘坐金凤，并得授《九莲经》，将个人修行与普陀山灵异传说结合。二是图像化太后的九莲观音面目。通过修建北京慈寿寺，寺内设慈寿殿，殿后建九莲阁，阁内供奉其面容的观音像，形成“太后即菩萨”的视觉象征。清《御定月令辑要》转引明代陆元辅《菊隐纪闻》载：“明慈圣太后事佛甚谨，宫中称为九莲菩萨。每岁十一月十九日为其诞辰，百官率于午门前称贺，长安百姓妇孺具于佛寺进香祝厘。”三是推动九莲观音信仰的民间传播。九莲观音图像与信仰是在李太后和万历帝的共同推动下，通过颁赐“九莲观音”拓本至全国名刹，将皇室信仰广泛传播于民间。李太后的崇佛活动对明末佛教的复苏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她不仅修建了多地佛寺，还助刻佛经无数，使佛教在“独尊道教”的嘉靖一朝之后得以复苏，崇奉九莲观音信仰亦成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莲池观音”最早成画时间可推定在万历十四年(1586)夏天，目前存世所见无论纸本还是碑刻，其画像造型相似。九莲菩萨像实则始终仅有一件底本，史料记载：神宗命取库藏吴道子观音画像，改以慈圣容貌，唤作九莲观音像。是从宫中保存的流传为唐代宫廷画师吴道子的粉本临摹而来。金延林《肖像画影响下的九莲菩萨像》提出新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明代画家丁云鹏有可能便是慈寿寺九莲菩萨像的线稿作者。自万历十五年(1587)起，勒石颁赐天下各寺供奉瞻仰。李太后《九莲观音图》在多地分布，包括杭州灵隐寺、南京隆昌寺、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等。明代李因笃《永明奇后阁谒九莲观音为神宗母孝定李太后恭制长歌》、清代厉鹗《西湖月明慈圣李太后赐画九莲观音像在灵隐寺借秋阁》等诗，反映了此像在山西五台山与杭州西湖的供奉情况。然供奉九莲观音以京师寺院为多，今北京阜成门外的玲珑公园内当年李太后所建慈寿寺内有慈寿殿，殿后修九莲阁，阁中坐九莲菩萨，供世人叩拜。寺中至今保存有两通“大明万历丁亥年(1587)造”落款的、以李太后形象所刻的“九莲菩萨”像石碑，其采用了线雕、沉雕、薄意等技法，展现了高超的雕刻艺术。碑上同时刻有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等三位阁臣撰写的《瑞莲赋》。“九莲阁”塑像以太后容貌为蓝本，形成“人神合一”的视觉政治。此外，北京弥勒庵、圣安寺、长椿寺、法源寺、八宝山褒忠护国寺、慈荫寺都有九莲菩萨像刻石。

　　三

　　就目前全球美术馆藏品名录及拍卖资料来看，南通博物院藏有《莲池观音图》粉本一幅、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莲池观音”画像一幅、广东崇正2018年秋季拍卖会明慈圣太后九莲观音像镜片(此本其拍卖记录更早的为：2017年5月31日佳士得2017年春季拍卖会妙相圆明佛教艺术精品、 2003年4月27日香港苏富比319号拍品)、2012年纽约邦瀚斯拍卖拍品2021号一幅。画中观音坐于莲池前，池中正好有九朵盛开的莲花，与九莲观音的形象相符，九莲、鹦鹉、童子等元素高度一致，与普陀山碑刻观音图案拓本高度相似，证实图像的标准化传播。

　　笔者所收藏的李太后“九莲观音”日本回流拓本，在浙江普陀山并未发现原碑，但在徐州铜山区京岳寺内现存一通碑刻与此拓本，无论在形制大小还是图像细节上十分相似，只是石碑左侧多了一行后刻的小字“乾隆六十年岁次己未仲春之月”“彭城”。此碑是乾隆年间翻刻的，还是从普陀山流失至彭城后加刻的，尚待考证。

　　据明代屠隆《补陀洛伽山志》所载龙德孚的文章称，万历十四年(1586)七月，慈宁新宫的瑞莲两日间二度盛产，品种前后相异，“主上大加赏异，敕中使出示辅臣，图而咏之。于是圣母敕中使，二航莲花部主法像，及续锲藏经四十一函，并旧锲藏经六百三十七函，直诣庄严妙海，镇压普门，答灵贶而结胜果也。”即是讲，皇太后两次赉赏观音画像、藏经等，命内侍送至普陀山。

　　舟山群岛作为中日航海要冲和文化中转站，从唐代日本遣唐僧慧锷留观音像于普陀山开始，逐渐成为东亚观音朝圣中心。中日商人通过季风规划航线，明清商船多依“清明北风赴日，重阳南风返航”规律，普陀山成为候风补给站。《两浙海防类考》等史料记载，普陀山每年经停的中日商船数量不少。根据日本文献《华夷变态》记载：明代普陀山是“长崎—宁波”航线上的重要停靠港，航线商船多在普陀山候风补给。赴日商人向长崎奉行所报告中国见闻，普陀山船也是如此。日本林大学头家藏《唐船风说书》中，涉及普陀山的记录达47条，内容包括寺院兴废、驻军变动等。隐元隆琦1654年赴日前，特至普陀山请香，其《东渡札记》记载：“山僧多言倭事，盖商舶往来之故。”

　　清初，全国铜产量不足以铸钱，滇铜运输京城花费巨大，因此清政府允许采办洋铜，从日本采办的洋铜大宗输入口岸主要是舟山(时浙海关设在舟山)。长崎作为对华一口通商之港口，当时有不少华人在此定居做生意，赴日商人常携带普陀山香灰、拓本作为信物，许多日本寺院收藏着来自普陀山的文物，如长野定胜寺里珍藏的元代《补怛洛迦山观音现灵圣境》图，长崎圣福寺现存明末《普陀洛迦山境图》，以及各寺院对同样也是印证此类文物的流通。黄檗宗在圆福寺复印普陀山“杨枝观音”(今杨枝庵)碑刻，东海松岛山瑞岩寺的吴道子白衣观音(原立普陀山镇海寺，即今法雨寺)，以及现存万福寺从普陀山传入的“观音三会”《佛事轨范》，现今日本黄檗宗万福寺等不少寺院收藏有明清普陀山地方志，长崎崇福寺传明代观音画卷。日本画僧雪舟等扬、策彦周良均路经舟山群岛留下记载。从观音三十三化身，引出的“西国三十三所观音”巡礼之风在日本各地大兴，将普陀山纳入“西国三十三所观音巡礼”体系，形成“不在场”的信仰实践。

　　诸上种种文化遗存作为普陀山观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展现了以普陀山观音道场的信仰为中心，辐射东亚日本的广泛传播。

　　对李太后与普陀山因缘、九莲观音信仰的广泛传播，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实物资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也为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本文为2024年度舟山市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规划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