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医生”

蒋玉根身后是土壤标本。

　　你不要奇怪，这整整齐齐的一排瓶子，装的可不是灵芝孢子粉，而是富阳各个地方的土壤标本。瓶子标签上标注着标本编号、表层及剖面土标本类型、土壤类型、采样地点、采样时间、经纬度等。

　　对一般人来说，这就是泥巴。但对一辈子从事农村土壤科研工作的我来说，这一屋子可是宝贝。

　　我叫蒋玉根，是富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研究员，35年来一直坚守在田间地头，为耕地改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尽心尽力。2023年我光荣地被评为第十九届杭州市道德模范(平民英雄)。

　　拼命地学，拼命地学！我终于考上了浙江农业大学

　　1964年，我出生在富阳新登镇上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我很小就帮父母干农活，知道种田有多么辛苦。夏天，水稻田里热得烫脚；冬天，手脚冻得冰凉还得下地。但农业劳动也让我对土壤和农作物种植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比如不同肥料对水稻产量有什么作用，时令节气对农作物生长有哪些影响。

　　农作物的产量，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关系到每家每户的生活。如果哪一年丰收了，村里的每一家都会兴高采烈，那一年的年糕也会多打一些。

　　在新登中学读书时，我考入了重点班。20世纪80年代，农村能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我考了好几次，夜以继日，拼命地学，拼命地学！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上了高考录取分数线。考得最好的是化学，100分的卷子，我考了90多分。

　　我填报的志愿是浙江农业大学，每月有24元、32斤粮票的学生补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我从小跟着父母在土地里摸爬滚打，闻惯了稻花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对农业有特殊感情。加上农大的朱祖祥教授，他也是著名的土壤学家，刚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土壤农化专业。

　　富阳每一个田畈、每一丘田，都有我们采过的土壤

　　1989年，我大学毕业了，工作分配回到富阳，在边远山区的农技站工作。三年后，我调到富阳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连我在内4个工作人员，我们还办了一个配肥站。配肥站的工作，主要跟农民、庄稼、土壤打交道。

　　别看都是土，全国各地的土壤不一样。就是浙江省内的土壤，差别也很大。为什么临安的山核桃品质特别好，诸暨的香榧特别香，奉化的水蜜桃特别鲜，这些都是土壤的多样性、特异性在农产品上的表现。

　　再缩小一点，双浦、桐庐、富阳这三个地方都是杭州的，都与富春江相连，与天目山余脉相接，但它们的地表土壤还是有区别。

　　再往小处说，富阳区各地的土壤也各有特色。西部是天目山余脉区域，属于典型的山地红黄壤，土层中富含石英砂砾或石灰岩风化碎屑；中部是富春江沿岸的冲积平原，是适合种植水稻的新近冲积土；北部是古陆台地区，保留了第四纪红色黏土层。

　　要为农民配送好肥，就要根据不同的土壤来定。要全面了解富阳每一方土地的土壤属性，就要走到田头、干到田里。

　　从走出大学校门的那天起，我就一头扎进农田、农村。富阳260多个行政村，每一个田畈、每一丘田，都有我们采过的土壤。

　　慢慢地，只要走在富阳的田头，抓一把泥土捏一下，我就知道它是哪种土，适合种什么样的农作物。

　　新桐乡包家淇村有个种植大户包昌平，承包了1000多亩土地，他以种水稻为主，也种油菜、小麦。我经常跑到包昌平的田头，教他怎样采土，怎样配方，怎样施肥。

　　他逢人就说：“蒋站长一叫就应。”

　　要种这么多地，包昌平很不容易。刚承包时，现代农业那一套他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他：没有土壤，就没有粮食；没有优质的土壤，哪来的稳产高产。

　　他后来就学得很认真，品种选择、田间管理、测土配方施肥……一些农业技术他听不懂，我就反复讲。他搞不懂的地方，也会第一时间打电话来问我。

　　几年下来，我这个“徒弟”越来越厉害，掌握的种植业知识越来越丰富，机耕机收，田间管理、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都能独立完成，抓起一把土也能说上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

　　种菜大户金国祥第一次见到我，说我“活脱脱是老农民”

　　土地是农民的饭碗，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要和农民打交道，我就必须是个“农民”，站在他们的角度想问题。

　　过去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着“增肥增产”的观念。为了农作物的增产，农民使用化肥经常“毛估估”。缺肥了，就盲目施肥。结果是长了叶子、不长稻谷，多可惜！

　　其实农民不知道，土地是“活的生命体”，土壤中的生物群落，包括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共同构成了一个生态系统。

　　当年我在富阳县龙阳区农技推广站工作时，就发现长期使用化肥会使土壤酸化，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降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在蔬菜田里进行土壤实验。

　　如果照搬教科书上的话跟农民沟通，那肯定效果不好。好在我是农民出身，我就走入农民家里，跟农民兄弟一起在田头劳动、聊天。我戴着草帽、穿着胶鞋、卷着裤管，一样一样做给农民看，用科学的数据说话，用农作物的产量说话，绝对不瞎指挥。

　　富春街道春华村的蔬菜基地一直是富阳蔬菜供应的主要来源。种菜大户金国祥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我“活脱脱是一个老农民”，“皮肤黑黑的，肩上还扛把锄头”。

　　老金种了三十几年蔬菜，有着丰富的种菜经验，也对蔬菜的科学种植很感兴趣。

　　1997年我认识他后，检测了他菜地的土壤样品，发现这些土壤的养分很不平衡。原来，老金喜欢用高浓度的复合肥，其中的氮钾被农作物吸收得比较多，磷吸收的比较少。

　　土壤营养素的吸收不平衡，就会发生缺钙、缺镁等土壤障碍。我在老金的土地上做了一些改良措施，第一条就是不要长期用浓度一样的复合肥，而要轮换使用高氮、中钾、低磷的差异浓度复合肥。

　　通过三年多的土壤改良实验，不光老金，还有别的菜农，蔬菜的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提高。拿起一颗菜，这些老菜农手里一掂，就知道土壤改良后的蔬菜分量增加了，菜边皮少了，也不容易腐烂了。

　　这些蔬菜上市后，放在菜场的上架期明显延长了，顾客反映蔬菜的口感也更好了。

　　老周看我年纪轻轻的，嘴上说“好好好”，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

　　形象地说，在农作物施肥与产量之间，有一条抛物线。在抛物线的上升阶段，给土壤增肥确实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过了抛物线的顶端，再继续施肥，产量反而下降。

　　我提出一个新观念：过了抛物线的上升末端，只有减肥才能实现增产，否则不仅浪费肥料，还会污染土壤和水体，农作物收成也会减少。

　　这就是“减肥增产”。其实有经验的老农民也知道这道理，只是不会用科学语言表达。

　　但要改变“增肥增产”的传统观念，真的没那么容易。老一代的农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年轻一代又对土壤和肥料不了解，要他们一夜之间理解，不太可能。

　　就说富阳区渔山乡渔山村的土地承包大户周午福吧，他是村干部，懂农业。2007年我和他第一次见面，说起要控制水稻田的化肥用量。

　　老周看我年纪轻轻的，嘴上说“好好好”，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我看出来了，他不放心把全部土地拿出来做“减肥增产”的示范。

　　一开始我也有点不高兴，但换位思考一下，土地是老周的，万一失败了，水稻减产了，吃亏的也是他呀！

　　老周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好说歹说，他最后同意了折中方案：总共400亩水稻田，先拿100亩示范。

　　我就以实打实的行动做给他看。我设计了“减肥增产”的具体方案，指导老周按照方案一步步走。

　　对号称“露天工厂”的农业来说，天气、环境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一有问题，老周及时向我反馈。我们商量着，用科学的办法去解决，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每个细节。

　　不出我所料，示范成功了！老周的一亩水稻田，原先产量不到500公斤，示范当年超过了600公斤，而且一直稳居全区榜首，每亩高于别的农户30~50公斤。

　　“减肥增产”的效果不仅达到了，还替老周实打实省下了肥料钱。

　　哎，凡事开头难。农民群众一时不理解是正常的

　　2012年、2017年，老周被评为全国和全省的种粮大户。

　　尝到甜头的老周后来说，“我种了一辈子田，一直是多用化肥，多收粮食。你一来就要我少用化肥，我能不担心吗？”

　　像老周这样的农民太多了。

　　也难怪，一下子要从“增肥增产”的传统观念转到“减肥增产”，哪有这么容易改变？

　　有的老农民一开始就拒绝，“我做了一辈子农民，种了一辈子田，我家出产的粮食从来不比别人差，凭什么轮到你这个城里人来说三道四？”

　　更多的人是客客气气表示感谢，然后说，“要不让别家先试试？我家绝不拖后腿，如果增产了，我马上来。”

　　哎，凡事开头难。农民群众一时不了解，不理解，都是正常的。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

　　2006年，为了在全区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在市农业农村局的支持下，我们组织了“测土配方施肥”专家团。恰好，区总工会在开展“名师带高徒”活动。在此基础上，我着手组建了老、中、青结合的9人推广团队，包括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员工、乡镇农技员、种植大户等，同时邀请省级专家技术指导。

　　团队中有一半是“80后”的年轻人，他们想干点事，也欣赏我的做事风格，很愿意加入团队。

　　我们团队印发了200多万份测土配方施肥明白卡，涉及富阳的每个村、每个畈。

　　经过我们团队手把手地指导，富阳区测土配方施肥的土地达1000多万亩，实现了全区覆盖。这项农业科技的实施，让富阳的农民尝到了实实惠惠的甜头。

蒋玉根(右)和年轻同事。

　　90多岁的老父亲说：“儿子，你的头发比我还白”

　　见过我的人，印象最深的恐怕就是我的一头白发。其实那时候我还年轻，只有50岁出头，是过度劳累导致的早生白发。

　　我的老父亲当时已经90多岁了，他用手指指我的白发，再指指自己，说：“儿子，你的头发比我还白。”

　　201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洗澡后突然晕倒，富阳当地医院检查不出病因，我被转送到杭州市区的省级医院治疗。最后，医生诊断我是长期慢性疲劳引起的突发性耳聋。

　　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我找到了杭州市中医院的国家级名中医，经过一年的治疗，疾病慢慢痊愈。病好了，我又回到朝思暮想的农田。

　　富阳很多地方是山区。有时下大雨回不去，我也会在农民家里待上一晚。他们到富阳镇上买化肥农药，也喜欢到我办公室来转一转，拿点资料、灵灵市面(杭州方言，指熟悉市场情况)。到了中午，我都会留他们吃餐便饭。

　　一旦农作物出现了问题，我接到农民的电话，就直接去田头察看，帮助农民朋友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后来，为了方便往田里跑，我在45岁的“高龄”考出了驾照。这样农民一来电话，我就可以随时驾车“出诊”了。

　　那时我女儿还小，我每天早早把她送到学校后，就去单位。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我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然后准备出发去农田。

　　我和农民们一起劳动，一起经受三伏天的太阳、三九天的霜雪，一起被夏日的阵雨淋湿，也一起享受水稻丰收的喜悦。

　　有几天没见我，农民就会来电话，“老蒋，你不在，我们不踏实啊！”接到电话，我立马赶到田头。

　　农民称我是一叫就到的“庄稼医生”。

　　真心希望下一代的有志青年，热爱美丽家乡的农业事业

　　在和农民的交往中，我深深感悟到，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不读书，就种田”的旧观念仍旧存在。

　　我产生了让农民潜移默化学习新知识的渴望。

　　2015年到2019年，富阳区一些年纪较轻、文化基础较好的农户，且有进一步深造要求的，如马山村的孙燕峰、湖塍村的谢航军、乌畴溪新村的金晟明，我都竭力通过各种渠道，帮他们推荐到浙江大学、浙江农林大学培训。

　　这批青年农民一个个都成为富阳的农业技术骨干。

　　像“农二代”孙燕峰创办了家庭农场，专注农业机械化发展，还获得了浙江省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等荣誉。

　　但从长远看，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专业农业科技人才。

　　富阳是全国100个测土配方施肥普及示范县(浙江省仅2个)，首批全国测土配方施肥标准实验室(全国仅47家)，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试点县。

　　在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以前，我们一直利用相关项目和资金，开展富阳农田的土壤检测和建议施肥。站里的土壤检测实验室从1978年成立以来一直没有关停过。

　　如今，富阳区总共有28000多个土壤标本，我们已经能掌握富阳境内土壤的基本情况，这为因地制宜的测土配方施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具体配方，既要看土壤的营养成分及其含量，还要看农作物的营养需求。拿着配好的复合肥，还要根据农作物生长的时期、所处的时令节气，进行科学施肥。

　　我们团队跑遍了富阳的山川田野，村村坊坊，手把手教会了几乎所有5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

　　我们还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浙江大学开展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两次成为中科院主办的“土壤污染与修复国际会议”的考察现场，土壤修复的相应成果获得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好评。

　　工作三十多年，我参加的国家级科研项目有6项，其中“863计划”重点项目3项，荣获了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第二届最美农技员、2021年度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浙江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杭州市农业科技突出贡献者等多项荣誉，以及30多项部、省、市级的科技进步奖和农业丰收奖。

　　现在我已退休了，几十年捏着富阳的泥土，让我对土地有很深的感情，也体会到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壤，但我认为土壤管理的队伍建设还应该再加强。

　　我们的年轻一代非常优秀，考上重点大学的很多，但是选择农学的不多，选择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科研推广的更不多。

　　我真心希望下一代的有志青年，热爱美丽家乡的农业事业，将一腔热血洒在杭州的热土上，让家乡的土壤盛开出更加美丽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