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域文化为“馅”，讲好钱湖故事

东钱湖一景

　　前不久，东钱湖名人堂《钱湖诗缘》第一次上新，故事以漫画IP人物形式呈现，“串联”起王安石、史浩、范蠡等历史名人，来了一场“跨时空”的相遇。

　　如果说古代宁波城哪一处湖水与历代名人雅士有着深厚的渊源，被誉为“西子风韵，太湖气魄”的东钱湖或不可缺。

　　千百年间，为其天然怡人风貌沉醉的文人骚客颇多，为其赋诗咏叹寄情山水的不少。有我们熟知的天一阁主人范钦的“菰蒲临水映，洞壑于天通”；南宋宰相史浩偏爱的“四明山水天下异，东湖景物尤佳致”……

　　东钱湖可谓是宁波地理上的洼地和地方文化上的高地。

　　北宋杰出政治家王安石留下为民兴修水利、振兴县学的显赫功绩；号称“一门三拜相，四世两封王”的东钱湖史氏家族在这里续写无数的传奇故事；代表吴越仁义文化旗帜的徐偃王，传说他就安寝在东钱湖隐学山岭……

　　东钱湖的“自然+人文”，构建起丰厚的本土文化底色。如何在新时代讲好钱湖故事？东钱湖地方文史专家刘平平向记者提及了3个钱湖文化的根本。

　　越窑青瓷文化

　　东钱湖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著名文学家陆云的《答车茂安书》，文中记载：西有大湖，广纵千顷，北有名山，南有林泽；东临巨海，往往无涯。虽说有着文化人的“夸张”写法，但足以反映东钱湖在当时的知名度。如此优越的山林环境，孕育了鼎盛一时的东钱湖古窑场。“古代制作瓷器需要三个必备条件：大量优质便携的柴火、方便就地取用的制瓷含高岭土的黏土、确保安全防损的运输水道，东钱湖环湖岸线有不少上佳的窑址。”刘平平说，它与上虞曹娥江中游、慈溪上林湖并称为古代越窑的三大制瓷中心。

　　据悉，东钱湖窑场开烧时间始于东汉，停烧时间为北宋晚期，先后经历了1000多年，可以想象在这一方水土上，伴着熊熊炉火和袅袅青烟，全国“客户”会集于此，是何等的一幅繁华画卷。

　　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勘探、挖掘和探究，郭家峙、郭童岙、上水岙、范岙等多个古窑址被陆续“发现”，它对后来越窑青瓷窑系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为中国陶瓷史添上浓重的一笔。

　　众所周知，越窑是中国最为著名的青瓷窑址之一，不仅供给民间用瓷，在唐代还设置了贡窑，之后开始大量出口，由此，增进了中外瓷文化的交流，这从侧面也证明了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特殊历史地位。

　　虽说炉火已熄，窑址深藏，但沉淀千年的瓷文化不可磨灭。刘平平说，陶瓷文化是东钱湖诸多文化元素中的一抹亮色，可以多层次地去体现，比如挖掘钱湖两岸烧窑的民间故事、结合现代科技还原陶瓷的烧制过程等，用鲜活的人物及生动的细节串联，深切感受历史上甬城百姓的勤劳和智慧，也是一种对工匠精神的诠释。

　　史氏家族

　　“一门三拜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北宋说的是杨家将，南宋看的是史家相”。这些民谚的背后，正是东钱湖畔史家辉煌的家族史。南宋只有短短的一百五十二年，史氏家族经历“师、水、弥、之、卿、孙”六代，出现了父子同进士、兄弟同进士、三代同宰相的盛况，一门家族里涌现出一批重量级政治人物，对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氏家族的墓道石刻群，时称“北有秦陵兵马俑，南有钱湖石刻群”，更在某种意义上填补了中国南宋时期神道石刻艺术史的空白。2007年和2009年，东钱湖的南宋石刻“文臣武将”复制品，曾二度作为“使臣”走出国门，在宁波与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和德国海德堡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过程中作为宁波的“代表”之一，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南宋石刻公园(严龙摄)

　　如果石刻群是一种有形的传承，那么史家的“八行”家风则是思想文化的传承。史浩用《诗经》里“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作为家风家训的重要依据，告诫后代子孙继承先人的德行风范，“八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中、和。

　　百善孝为先，史氏家族的故事里面处处体现着这样的理念，无论传说中史浩(实为史岩之)为母凿建东钱湖小普陀的“补陀洞天”，还是清朝史大成因父去世辞官守孝，留有“不可以为人子，亦何以为人臣”之孝心典故，影响着一代代的家族后人。另有史书记载，一次曾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史渐见在外地任州官的史弥忠省亲归家时随身带了不少行囊，史渐满脸阴沉扭头欲走，史弥忠明白父亲的担忧，立刻让下人打开行囊，向众人展示里面全是书，史渐这才消气，脸露悦色，由此可见史氏家规的严厉。

　　“这个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家族，在历史上的功过成败我们暂且不予评说，但他们从寒门以科举起家，创下了一个家族的世纪传奇，无疑有其出彩的举措，我们后人就应该借助这些丰富的素材，用好新载体，讲好这些家风品德的小故事，如此才能让文化传承更有亲和力。”刘平平说。

　　“拗相公”王安石

王安石公园

　　既然是河湖水，肯定避不开葑淤塞堵的现象，而且历史上宁波的地形，因为临近江海，“善泄难潴，十日不雨，民以旱告”的情状时有出现，因此有不少治湖“豪杰”来过东钱湖。如唐朝的陆南金、北宋的李夷庚，清代的忻自聪曾咏颂“长湖渺渺水悠悠，李陆功名万事留”之句感怀两人，但东钱湖历代疏浚之事，王安石因他在历史上的“咖位”，让大家更能记住。

　　在王安石的理念中，“土地+淡水”，才是粮食丰收的必然保证。王安石在27岁那年来到鄞县(今宁波)做县令，他进行了实地走访，巡视农田水利，前后将近13天，找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的特点，因地制宜，提出了自己的浚治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行文婉而曲，论厉害处简而悉”的《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他的治水功效，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东钱湖当地百姓，因为他的治湖功绩，缅恩于心、寄情于行，所以一个小小的东钱湖区域，为纪念王安石立庙三座：下水村的忠应庙、绿野村的灵佑庙及黄菊岙的福应庙，历代歌咏永不乏，延绵纪念八百年。

　　当然王安石在鄞三年，不仅疏浚成绩斐然，而且还以低息贷谷于民，平抑物价，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其实这也是他后来推行“青苗法”的开端，为他以后在全国实行变法积累了基本的经验。鄞人后来归纳王安石是“在鄞千日，影响千年”。

　　刘平平告诉记者，王安石带给当地的影响不仅仅在于此，还有一个是兴办学堂。他以孔庙为学舍，创办了鄞县第一所县学，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庆历五先生”杜醇、杨适、楼郁、王致、王说等为老师，广招学生，使当地的教育事业为之改善，开启了当地的民智，点燃了四明大地上的希望之灯。此后也有了“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

　　“东钱湖有着丰富的人文意蕴，像极了一部勤翻不倦的书，每次翻阅都有新意境，而这三个鲜明的地域文化也许凝成了一条积极的‘主脉’。文化传承需要好的载体和内容，借助地域文化的特色，用典型故事传播好新时代精神，这也是讲好本土文化故事的根本所在。”刘平平对东钱湖文化的发展创新充满了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