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一风景 村村有法宝 浙江乡村治理有了"振兴密码"
风从浙里来。散落在浙江大地的一个个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张张金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多年来,浙江在“八八战略”指引下,协调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与新农村建设。如今的浙江乡村,一户一风景、村村有法宝。徜徉在江南山水间,诸暨“枫桥经验”、桐乡“三治融合”、象山“村民说事”等一大批乡村治理的经验做法,为推动农村安定有序、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怎样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有效途径,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如何让干部群众心连心,实现乡村的有效治理?日前,记者走访各地,探寻浙江乡村治理的“振兴密码”。
民事民议民事民管
6月5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首批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象山“村民说事”、桐乡“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宁海“小微权力清单36条”等3个来自浙江的案例入选。
“村民说事”发轫于2009年初。据不完全统计,10年来,“村民说事”制度已在象山18个乡镇(街道)、490个行政村全覆盖,累计召开说事会10720次。
如今,“村民说事”制度正在象山之外开花结果。在余姚,干部群众同坐一条板凳,心贴得更近了,村里的矛盾纠纷大大减少;在慈溪,党员干部利用晚上时间与群众面对面交谈,化群众“小圆桌”为干部“办公桌”;在宁波江北,“村民说事”下沉到基层网格、上升到微信网格群,设立了“说事长廊”“说事亭”等载体。
如果说10年的坚持和发展铸就了今天象山乡村治理的新格局,那么全省上下对“枫桥经验”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和发扬,则是浙江乡村治理的重要法宝。
上世纪60年代初,诸暨市枫桥镇依靠发动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枫桥经验”由此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枫桥经验”的内涵更为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有力武器。
在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村,村委会主任俞小平满脸自豪:“十多年来,余村零上访、零诉讼、零事故、零刑案,村两委干部零违纪,靠的就是‘枫桥经验’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工作方法。”
对余村的治理经验,曾担任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的胡加仁总结:“在‘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我们坚持村干部和村民劲往一处使,十几年如一日,实现了和谐绿色的发展。”
如今在余村,村子为村民提供普惠的托底公共服务,涵盖劳动就业、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等13项内容。村集体经济收入和村民人均收入分别由2005年的91万元、8732元增加到2018年的471万元、44680元。
三治融合共建共享
6月5日上午,桐乡市高桥街道越丰村文化礼堂内,一场“百姓议事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他们商议的是村里第二届“三治最美家庭”的评选标准。
要成为“三治最美家庭”并不容易,村民不但要符合屋舍整洁、家庭关系和谐等要求,还要得到“百姓议事会”“道德评判团”等组织的认可。
“如今,村中大小事都离不开‘一约两会三团’。现在,老百姓的话语权多了,邻里间的纠纷少了,村里的环境更美了。”越丰村“道德评判团”成员沈菊芬介绍。
所谓“一约两会三团”,指的是“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和“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以“一约两会三团”为载体,自2013年以来,桐乡市率先试点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以自治消化矛盾、以法治定纷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实现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治理格局。
谈到“一约两会三团”的作用,高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董国熙感慨:“干部做群众工作的信心增强了,群众对政府、干部的信任度提高了,发展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好。”
在距越丰村不远的梧桐街道桃园村,62岁的村民顾兴堂走进了村法律服务室,向当天在此坐班的“村法律服务团”成员陈珊珊咨询欠款回收问题:“别人欠了我几万元,说年内还清,如果对方还不清,我能不能起诉?应该如何起诉?”陈珊珊是桃园村对口的公益律师,每月5日和10日,她都会到村里坐班,为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平时,村民也可以随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向她进行法律求助。
在得到陈珊珊的解答后,顾兴堂安心地说:“村里有了‘法律服务团’,太方便了,我们心里很踏实。”
2018年6月,全省“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现场推进会提出,努力打造“三治融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浙江样板,建设“三治融合”村(社区)示范村2000个。据统计,在“三治融合”治理模式下,2017年全省通过平安建设信息系统受理和流转处理矛盾纠纷、安全隐患、民生诉求等事项189.7万件,平均日处理1.46万件,其中95%以上矛盾纠纷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到妥善解决。
数据跑路便民惠民
6月3日下午,在余村村的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内,工作人员朱迪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六块液晶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村庄各个角落的实时监控画面。
在其中一个监控画面中,一辆在村口违停的小客车格外显眼。只见朱迪熟练地操作电脑,将这条违停信息发送到了村口交警的手机上,不到5分钟,这辆违停的小车便在交警的指挥下开走了。
2016年,余村建立了全省首个村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室,通过网格员及时收集处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和便民服务“四个平台”的信息,把矛盾尽可能解决在萌芽状态。
余村的综合指挥室顺应了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鲜明导向,也符合我省大力推行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工作要求。
截至目前,我省共划分10.9万个网格,配备23.4万名专兼职网格员。他们走村入户,通过浙江政务通APP、12345热线等渠道,及时收集反映各类问题,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
让百姓生活更便利,也是乡村治理努力的方向。这几年,全省不断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网上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形成了网上服务和办事大厅联动、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的服务模式。
余村村党支部书记汪玉成介绍,在该村,群众可以直接在网上或村党群服务中心,办理包括户口、社保等相关业务46项。今年村党群服务中心共为247人次线下办理业务。
在余村中心村,有一家名为“青舍”的民宿。据回乡创业的民宿老板胡青宇介绍:“2017年民宿开张前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当时我咨询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把需要的材料备齐,他们就替我全程代办了。连上门检查都是各部门联办。”
大数据进村,也让村务工作变得更加透明。通过省里搭建的“美丽乡村信息平台”,余村村民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视查看村务情况。“通过数据的共享,村民可以随时随地监督我们村两委班子,无论是财务报表,还是支出凭证、原始票据,都能在电视上通过点播查看。”汪玉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