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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郑树和她的11765张随访卡
2018年08月31日 10:15:34   浙江文明网

  浙江在线8月3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黄小星)记载1964年肿瘤病人信息的随访卡是发黄的、陈旧的,时光的气息一下子扑面而来。

  当87岁的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教授郑树试图打开时,捆扎着它们的发脆的橡皮筋悄无声息地断掉了。深深浅浅的笔迹记录了一个病人从出院到生命终点的全过程。郑树一一查阅,看到“查无此人”“失访”,她的心一下子揪起来,而当巴掌大的卡片上重新出现“生存”“健康”,她的眉头又舒展开来。

  最近,郑树迎来两件喜事:一是在浙江省举办的首个“中国医师节”庆祝大会上,她荣膺“医师终身荣誉奖”;二是一位在1985年接受直肠癌手术治疗后失访的病人,被重新纳入随访体系,他今年91岁,仍然康健。这也牵出一段浙医二院随访卡的往事,从1964年开始,11765张随访卡跨越半个多世纪。

  小小的卡片,是医患关系的纽带、是检验治疗效果的试金石,也是肿瘤科学研究的基石。

  “医之为道大矣,医之为任重矣。”卡片背后,是一位87岁“大医”一生未改的初心和担当。

  带着91岁父亲的心愿来医院

  最近,从建德来浙医二院检查身体的王建斌,也带着自己91岁父亲的一桩心愿。

  他的父亲1985年9月因直肠癌入院,手术很成功,现在仍然能够行动。起初几年,他每年都能接到医院的随访电话,后来因为他换号码,和医院失联了。这次他来,特意找到科室,想让医院重新随访他父亲。

  王建斌到科室里转了几圈,他很想再次感谢当年替他父亲开刀的主治医生,“当时手术做了9个小时,医生下来累得不成样子,”他专心寻找年纪大的面孔,但遗憾都不是记忆中的样子。

  他找到郑树教授登记,眼见父亲的随访卡上联系方式更新,王建斌高高兴兴地走了。

  此后,他连续接到医院的两个随访电话:“你父亲的身体好不好?排便好不好?”王建斌说,医院的关怀,让他感到很温暖。

  随访的意义何在?

  郑树曾教过外科总论、局部解剖、肿瘤病理等临床医学课程。她熟知,肿瘤学教科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讲的就是随访,随访是肿瘤治疗全过程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恶性肿瘤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全身性疾病,手术并非一劳永逸。即使病灶被完全切除,依然存在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的可能,”郑树言简意赅地介绍说,肿瘤患者治疗后,进行定期复查和随访,可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随访的结果,可以掌握肿瘤的发展规律,用于筛选出更有效的治疗方案,助力医疗健康事业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跟踪到底的一个原因。”

  病人开刀前后,她总要来医院再看一眼

  每一天,当郑树一如往常地踏进浙医二院的大门,她总会看到,门诊大楼入口,是一幅医学人文经典照片:广济医院(浙医二院前身)首任院长、英国医学博士梅藤更和小患者互致鞠躬。一边是西服、礼帽,一边是马褂、长辫,医患之间的彼此尊重、和谐关爱,弥合了年龄、国界、文化的差别。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从全国著名肿瘤病理学专家、上海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立镭锭医院)顾绥岳教授那里,郑树带回第一张随访卡,一个旷日持久、与患者心心相系的随访体系因此萌芽。

  郑树记得,那时的随访卡,还是“洞卡”,病人的性别、年龄、发病部位、接受治疗等信息用相应的位置打洞的形式记录下来,分门别类。

  刚开始时,访问出院病人需要写信,郑树就一封封地写,再附上付了邮资的信封,等待病人回信。

  后来,手写信逐渐被油印取代。一位曾接受乳腺手术治疗的病人向医生倾诉,自己“头偏疼、偏涨、心态不好、行走不太方便,”医生在信上提醒,“你的固定电话一直无人接听,”病人道歉说,“可能白天都在上班,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郑树对病人的牵挂,从随访卡延续到生活点滴。

  一位退休的护士记得,郑树有个习惯:病人开刀前后,她不放心,术前术后,总要从家里跑来医院,再去瞧一眼。

  这是潜移默化的传承:郑树的老师、原浙大医学院院长王季午查房时,对病人的情况查问得仔细,而且他总是站着,直到年迈时,别人才给他准备了一张藤椅。医生站着查房,成为医院里一条不成文的惯例,这体现的也是对患者的尊重与关爱。

  48年前,她把患者一把抱进手术室

  杨凤英22岁时第一次遇见郑树。当时,她腹部右下方的瘤子,已经将肠胃顶到腹腔左上角去了,“打开肚子一看,里面一塌糊涂”,郑树说。她在杨凤英身上,率先尝试了先化疗、将肿瘤缩小再开刀的疗法。

  当年化疗后“瘦得像床薄棉被”的年轻女孩杨凤英,今年70岁了,皮肤白皙、笑容朗朗,看上去还比同龄人年轻些。她向记者回忆了当年温暖她的一幕幕:那时医院只有楼梯,她父亲和郑树抬着担架的两只角,把她抬上楼,又是郑树一把把她抱起来,抱进三楼的手术室。

  48年来,郑树和杨凤英成了好朋友。退休前,杨凤英是服装方面的质检专家,郑树和朋友要出国,急着置办服装,来不及就找杨凤英做。拿到好的布料,郑树总是对她说,“你再给自己做一身吧!”

  14年前,郑树在随访时发现,杨凤英的腹部有个硬块,杨凤英随后接受手术,“我总是习惯性叫她郑医师,不管她后来升到什么职位,郑医师对患者总是有求必应。”杨凤英的眼角闪烁着泪光。

  (为保护患者隐私,王建斌为化名)

  大医之路:用一生回答一个问题

  8月24日,记者见到郑树的时候,她正“咔咔”地点着鼠标,准备月底去北京讲课的大会报告的幻灯片,她的身后,是金庸先生写给她的一幅字,“郑人高义,树木树人”。

  “工作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下来已经习惯了。”郑树常年穿着平底鞋,她带领记者下楼去见她两位年轻的研究生,记者差一点跟不上她的脚步。

  其实,早在2002年,郑树71岁时,就正式退休了。那一天,没有鲜花、没有仪式,甚至和前一天并没有任何不同,就像永远纤尘不染的白大褂。

  郑树自然而然地回到工作岗位,“医院仍旧保持我的工作环境,我也有力气继续干下去。”她笑笑说。

  如今,每周一、三上午,是郑树固定出门诊的日子,下午,还要诊治上午留下来的病人;每周二是MDT(多学科诊疗模式),其他时间还要上课、带研究生、做课题。

  20年随访,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31%

  郑树终其一生都在和大肠癌之谜作斗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她率领团队到海宁、嘉善地区开展大肠癌筛查。

  当时,海宁有56万人,她们查了30岁以上的24万多人,靠的就是指检和一个15公分的直肠镜。

  第一年,团队筛出4000多例高危人群,研究因此取得突破性进展,论文发表在国内外知名期刊,荣誉纷至沓来。

  回到杭州,夜阑人静,郑树却想起下乡时居住在破庙的夜晚:方圆几里没有人烟,有时早晨醒来,白茫茫一片,低头看,棉被上也飘落了雪花。她陡然打了一个激灵,继而想起那4000多个高危人群,心底一个声音问:“难道我们把他们筛查出来,就不管了吗?”

  年少时,郑树做小学校长的父亲教育她,就是朴素的一句,“做人一定要负责任”。

  在郑树的牵头下,海宁和嘉善的筛查,从此一年年地做下去了,随访也伴随始终。嘉善县自1987年起开展肿瘤登记报告工作,是国内最早开展肿瘤登记工作的登记点之一,由于资料保存完备、质量高,肿瘤登记数据连续4次被《五大洲癌症发病率》收录,是国内县级肿瘤登记处唯一一个。而对海宁筛查出的高危人群,团队进行了每2~3年随访复查长达20年,经统计明确,海宁大肠癌发病率降低了31%。

  一张张随访卡,积累出独到的临床经验

  如今,仍带领研究生做课题的郑树,还有两个最想解开的谜底。一个,她想探究,为何有的肿瘤局部很小,但很凶险;还有一个,是肠癌为什么会转移到肝脏去,“要预测,要干预,要阻断,”郑树干脆地说。

  “肿瘤的合理、科学、规范化治疗,要建立在很好的随访基础上,郑校长就是想建立这么一套体系,”在郑树的弟子、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看来,随访卡以小见大,体现的是“一个普通医生、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和一个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的差别:“一个普通的医生,毛病治好了,我就不管了;一个负责任的医生,认认真真治,治好了病人感谢你;但郑校长是负责任的医生科学家,她强调规范化治疗,但是在此基础上,又特别强调个体化治疗。我们总是讲医生的临床经验,有时临床经验就是一种感觉,郑校长的感觉,就是从一张张随访卡片里积累起来的。”

  郑树听着,摇摇头,笑了,指着丁克峰说:“你讲得太过头了,”她又指指丁克峰,“当我研究不动时,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

  30多年前的问题,郑树用了一生来回答

  1984年,当时任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的郑树跨越半个地球,站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乳腺癌专家、提出辅助治疗第一人的Bernard Fisher(伯纳德·费舍尔)面前,首先让53岁的她震撼的,是Fisher先生建立的一套完整而庞大的随访体系:“当时,每年就有2000个乳腺癌病人的治疗材料要进入Fisher先生的随访体系,制度非常完整。”

  当第一次在Fisher办公室见面,Fisher上下打量这位中国客人,很干脆地问她为何要来这里。郑树被突如其来的提问打蒙了,她脱口而出两个病例,一个是一位武汉病人,开刀18年后,“冬眠”的癌细胞苏醒;还有一个是郑树的好朋友,她的乳腺肿瘤很小,郑树为她实行了扩大乳房根治术,结果还没出院发现右下腹转移结节,一个礼拜后骨转移,一个多月就离世了,“这么小的肿瘤为何如此凶险,我想不通”,她告诉Fisher。

  为何要来这里?这个问题,郑树几乎用了一生来回答。而她的个人命运,也无可避免地随时代沉浮。

  郑树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经历过动荡岁月,参与撰写中国最早的一套肿瘤学专著,担任过浙江医科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她一点点“讨钱”建起西湖边的浙江医科大学3号教学楼。她访学过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瑞士,甚至还当过浙江女子篮球队队长,她相貌端庄,还参与过电影《女篮五号》试镜。

  心态年轻,永远对新技术充满好奇

  像一棵树历经风雨后将年轮刻在内心,如今郑树也老了。71岁时,曾经的“一把刀”、能把手术剪刀当血管钳使的她还在上手术。她记得,最后一台手术,是一个上海来的盆腔肿瘤病人,当地的医院说无法手术,郑树看了片子,觉得盆腔间还有空隙,能做!

  下了手术,郑树到处找不到自己的老花镜,其实,她上手术台时根本没戴。“原来我还能看清啊!”郑树自豪地想。

  而她一手创立管理的随访体系,还在不断更新。张惠娟老师自2016年开始接过随访任务,平均每天要打30个以上的电话。像楼上的郑树教授一样,她也喜欢听到好消息,病人在电话那端一句“都蛮好的”,就能让她喜笑颜开、频频点头。也有时电话那头,也许是个年轻人的声音:“人都走了还有什么好问!”张惠娟叹息一声,并不把自己受到的冷遇放在心上。一个电话打不通,她做好记号,隔天再打。随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她做的就是最平凡也是最基础的工作。

  除了“笨功夫”,随访还步入大数据精准医疗的新时代。浙二大肠癌诊治中心丁克峰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团队领衔国家级科研攻关项目——“结直肠癌专病队列”。目前,队列研究中的随访,将大数据技术、流行病学理论和遗传学技术等高新技术汇集,成为了精准医学时代的先锋学科。这些技术的整合,将使随访的信息更加准确,分析更加客观,得出的结论,将使结直肠癌预防和干预更加精准有效。

  “在校长的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其实校长的心态也还和孩子一样,永远对新技术、新事物充满好奇,充满求知欲。”丁克峰说,郑树校长依然是他们的“定海神针”,郑树言传身教的医术、医德、医道,足以令他终身受用。

  做完最后一台手术的那天,郑树缓慢地脱下白大褂。一回头,她恍惚看见第一次上手术的自己。那一年,她23岁,还是个实习医生。那是一台阑尾手术,她负责缝伤口。拆线的时候,她发现伤口不平,稍微有点高低。这个疙瘩,仍存在87岁的郑树的记忆里。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浙江在线记者 黄小星 编辑:吕若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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