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放在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可算是最壮美的阶段。对于我们这些完整地经历了这30年过程的人来说，这30年绝对是“天翻地覆”、“脱胎换骨”的30年，甚至还有“惊心动魄”和“刻骨铭心”之感念。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受邀参加一个作家笔会。那次参加笔会的有1957年被错打成右派的“老作家”，还有“文革”结束后迅速涌现的年轻新锐作家，不太多的，便是像我这样介于30岁到40岁之间的准中年作家。作家们自由聚会，在很多年里，是被视作违禁行为的。所以参加那次笔会的作家，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兴奋，呈现出一种少有的青春朝气。

　　但是，那次会议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是自己出的一次“洋相”。有一天傍晚，我和几位青年作家在太湖畔，边散步，边聊天。这些青年作家大部分都刚大学毕业。从学校里得到许多我不太知道的新知识，新观念，并进行新探索，让人耳目一新。后来聊起“潜意识”。我觉得我还是知道一点的，便插嘴说：“弗伊洛德说过……”我的话声还没落地，一起聊天的几位青年作家便笑了起来：“老兄，不是弗伊洛德，是弗洛伊德。”我脸红了。是的，很多年，我们完全接触不上国外的新知识。

　　说来有人也许不信，为了探究自己一度是怎么失去那个“自我”的，我曾经写了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以此找回那个曾经失落的“自我”，还原本来意义上的那个“真文学”。后来，又花了整整3年的时间，四易其稿，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实验文体小说《泥日》，也只是为了试验绝对地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去创作，以重新确立自己的创作个性，探寻人性在艺术创作中的源发作用。

　　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实现这种本真的“回归”。而当改革开放还中国作家以真实的自我，中国的文学人得以迅速地和世界潮流接轨，事情也只是回到了应有的那个起点上，并不等于就一定能写出好作品。事实证明，文学仍然面临一些重大的选择：比如，从此以后，文学还应不应该真诚地面向人民大众？文学还要不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文学和文学人是否有必要热情地关注当下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巨大社会变革，并用自己的笔去参与这场变革，推动它，促进它，甚至说“改进它”，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那一点点作用？从理论上来说，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是否就决定了它只能是个人的事业，而与时代和人民无关？它只表达狭义的“个人”情怀，而与时代和人民毫无关联？或者说，文学因此就可以不考虑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了？而另一个同样并非不重要、同样令人牵肠挂肚的问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创造了一个较好的人文环境，来让文学和文学人真正地贴近现实，贴近人民，贴近时代，以人为本，做人民的真正的代言人？

　　事实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地去做下去。30年……50年……也许还需要100年……焦虑和惊喜会始终伴随我们。对于我自己来说，怎么把文学做得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真实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成果的张力，又能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厚度……应该有更多的痛和焦虑在等待着自己。但无论如何，这种痛和焦虑，包括由此换回的不可替代的成就感和愉悦都是我们这几代人在创造自己人生新高峰时，给历史留下的一种必然场面，也是我们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担当和独特的人生骄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