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长江中下游又是我国丝绸的发源地之一。早在公元前四世纪，我国丝绸便输出欧、亚、非诸大洲，先是从西北陆路而逐渐转向东南海路，航海而抵达环太平洋各国和地区。这条驰名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周秦，形成于唐宋，繁盛于元明。汉末三国孙权雄踞江东，发展造船业，训练水师，开辟海上航线，派出使者远航日本、朝鲜和南亚地区，也曾到过台湾、琉球，对海上丝绸之路起了承前启后的开拓作用，功不可没。本文以史为纲，重点审视三国孙权所作的重要贡献，梳理文脉，提出新见，不啻是在现有研究水准上的一种拓展与突破。

　　[关键词]三国孙权 海上丝绸之路 茶瓷之路

　　提出“丝绸之路”一名，首推德国地貌学、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 1833-1905)，他对中国进行多次调查考察后，在所著《中国》(三卷)中提出此名，原指中西陆上通道，可能因为在这条路线上进行的主要贸易是丝绸，故名。此名出现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丝绸不仅从陆道运往西方，而且也经由海道，因而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 1865-1918)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其后，日本学者三杉隆敏与香港学者饶宗颐教授对海上丝绸之路又均加以研究。但对这条路线作多方面详尽考释者，当推北京大学陈炎教授。由于某种原因，他直到知命之年以后，才始得以重新从事科学研究。其突出成就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曾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从西方的威尼斯航行到东方的日本长崎，途径16个国家和22个海港城市，并参加了马尼拉和泉州的重点考察和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研究不仅对各条路线进行考证，还特别着重于中外文化交流。本文所论，对先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多所吸纳，亟以少走弯路和避免错讹。

　　一、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产丝绸的国家。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便知种桑养蚕。嫘祖“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的故事，虽近似神话，但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考古发掘证明，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对生产蚕丝已有认识。4700年前，浙江吴兴钱山漾一带，已能生产丝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三尺七寸，重量不到一两，其工艺之精巧，轰动了整个世界。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的大量丝织品，更被誉为“世界丝绸宝库”。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考古发现证明长江中下游是我国丝绸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否定了过去人们以黄河流域中下游为我国最早的丝绸发源地之说。西方人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就是从认识中国丝绸开始的。他们誉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希腊文意为“丝绸” )，中国丝绸从此誉满天下。它外传的时间，据记载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已经传入印度和西方各国。这条传播丝绸的道路，就是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是这样的美丽，它一传到西方就使西方人为之倾倒。罗马的贵族妇女，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织的透明衣裙为荣，中国丝绸于是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奢侈品之一。丝价竟与黄金价格相等，于是商人竞相到中国贩运丝绸，丝绸之路因此日益繁荣。中国丝绸遂成为古代贸易中运销最远、规模最大、价值最高、获利最丰的商品。但这条在汉唐时期异常活跃的丝绸之路，因为从陆路外传，有它一定的局限性①，便逐渐转为海路。它主要的局限性是：首先，陆路要通过许多民族和国家，如果其中有一个发生变乱，或为垄断丝绸贸易者所操纵，则其便不畅通：其次，陆上丝绸之路位于我国西北，地处内陆，只能向西外传。而我国的主要外销商品如丝、瓷、茶等产区，都远在东南沿海，要长途向西运输，既不经济，又不方便。尤其像瓷器等较重易碎的商品，陆运就难以承担，随着商品生产的日益发展，它已不能适应商业运输的需要。何况对环太平洋各国，陆路是无法到达的。再次，陆路的自然条件恶劣，要越过葱岭和戈壁沙漠，风沙弥漫，行程艰巨，运输量有限，时间久，运费高。这些致命的弱点，限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特别是到唐朝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向南转移。这样，丝绸之路便自然要另辟门经。

　　陆路的缺陷，恰好是海路的优点。我国东南沿海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线，有许多终年不冻的良港，又是造船和航海技术最发达的地区，陆路不能到达的海岛国家，从这里起航都可畅通，而且不受别国的牵制，可以自由通航。罗马帝国为摆脱安息(今伊朗)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操纵和对丝绸贸易的垄断，于公元166年打通了直达中国的航路，就是例证。海运临近生产商品基地，海船的运输量比骆驼不知要大多少倍，且运费低廉，像瓷器等商品海运安全可靠。这些都显示出它的巨大优越性。正是这些原因，丝绸之路就由陆地转向海洋，而且日益兴盛。

　　“海上丝绸之路”事实上早已存在。《汉书?地理志》所载海上交通路线，实为早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当时海船载运的“杂缯”，即各种丝绸。我国丝绸的输出，早在公元前，便已有东海与南海两条起航线。

　　东海起航线：据历史记载，早在公元前1112年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时，箕子便“教其民田蚕织作”。中国的养蚕织绸技术就已传入朝鲜。公元199年，中国蚕种由秦始皇第十一世孙自朝鲜的百济传入日本。公元469年中国派四名丝织和裁缝女工到日本传授技艺。日本开始出现吴服(今和服)。她们对日本丝织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南海起航线：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时，我国海船就携带大批丝绸、黄金，从雷州半岛起航途经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缅甸等国，远航到印度的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Kancipuram)去换取这些国家的特产。然后，从今斯里兰卡经新加坡返航。这样，中国的丝绸，早在公元前就传入上述各国。由于中国丝绸对世界各地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东南亚、南亚乃至西亚、欧洲各国都派使节到中国通好，献礼品以求赏赐丝绸和进行贸易交换。自此便有中国丝绸传入今印尼、印度和缅甸，并通过缅甸传到欧洲的大秦(罗马)的这一条途径。

　　三国时代，魏、蜀、吴均有丝绸生产，而吴雄踞江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的汉唐时期，中间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作了怎样的贡献呢？

　　二、三国孙权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一是从周秦到唐代以前为形成时期；二是唐宋为发展时期；三是元、明两代为极盛时期。汉末三国正处在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孙权雄踞江东，以古之大禹为榜样，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更通伐，妨损农桑”而竭力发展经济，开创造船业，训练水师，以水军立国，并派遣航海使者开发疆土，与外通好，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先说造船业，航船、航舰，这是航海的必备条件与主要工具。在三国之前，一般都是靠帆船与信风，在海上漂泊无定，几近冒险，为此而丧生者，不计其数。到了三国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先进，规模也很大。据张大可著《三国史》，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汉代主要造船地区在长江下游苏州、无锡、安庆等地，多是平底内河船。孙吴造船中心，移往建安郡侯官(在今福建闽侯)、临海郡永宁县(今浙江温州)、横藇船屯(今浙江平阳)、南海郡番禺县(今广州)等港口。孙权设置典船都尉，专门管理造船工场。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最大战舰可载三千士兵，有上下五层，雕镂彩画，非常壮丽，续航能力强。载马八十匹的海船称小船。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大者长二十余丈，高出水二三丈，望之如阁楼，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孙吴武装船队出海百余艘，随行将士万余人，北上辽东、高句丽(今朝鲜)，南下夷州(今台湾)和东南亚今越南、柬甫寨等国，吴国灭亡时，有战船、商船等5000多艘。③

　　据富阳当地学者朱健文在《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一文的考证，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1955年在广州出土了东吴的陶制船模，船模从船首到船尾有八根横梁，八根横梁说明有八副舱板，它们把船体分成九个严密的分舱(船舱)。这就是用横梁和隔舱形成的分隔舱结构造船技术。船要航行时，即使有一两个船舱受到破坏进水了，水也不会流入其他船舱中，船也不会马上沉没。进水的船舱可以抓紧时间抽水、堵塞漏洞和进行其他修理，并不影响船的继续航行④。

　　孙吴发达的造船业对后世出海远航造成了更为有利便捷的条件，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次说航海术。三国时期，随着造船业的崛起与发展，人们很自然把目光从内河而投向海外。江东地区的先民早就积累了相当的航海知识与技术，这可以从先民们的探索历史中得到印证。

　　一是季风(古称“信风” )与海流为先民们的出海远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中国是典型季风气候的国家，沿海岸风向主要表现为季风特征。每年当冬季东北风起时，海流随风向由东北朝西南流；当夏季西南风起时，海流又随风向朝东北流。日本海有来自南北两个方向的暖流和寒流。发源于鞑靼海峡的里曼海流，在冲刷俄罗斯滨海省份的海岸以后，沿着朝鲜半岛的东岸南下，当碰到来自西南的对马海流时，它的一部分转向东流，而它的大部分则形成潜流南下，抵达济州岛再渡上浮，成为中国海内寒流的源头；另一方面由南来的暖流，经台湾海峡沿琉球群岛北上，穿过朝鲜海峡，形成对马海流，沿着日本列岛的西岸向东北流动，直到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后，分成支流逐渐减弱，所以日本海上由于里曼海流和对马海流便出现了大体上沿着周围陆地向左旋的环流。

　　江东先民(或称东吴人)早就认识到这种优越的自然条件，并且适时地加以利用，使之成为长距离远洋航行的驱动力。

　　二是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造成先民们出海的好时机。

　　在中国近岸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冲淡水性质的沿岸流，譬如东海沿岸流(又称长江冲淡水)。东海沿岸的路线随季节不同而不同。夏季，在西南季风盛行时期(6-8月)，浙江沿岸水北移，在长江口外与长江水和钱塘江冲淡水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冲淡水流，向东北直指济州岛方向与对马暖流相接，其中一部份汇入对马暖流进入日本海。冬季，长江流量大减，东海沿岸流也随着减弱，在偏北季风吹送下，长江冲淡水与钱塘江冲淡水汇合，沿浙闽海岸南下，并穿过台湾海峡直接入南海。

　　三是天文航海术与地文航海术，成为先民们远航时判别时间与方向的依凭。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都是以太阳、月亮、星星作标准的。通过长期视察日、月、星辰，很自然地会认识到，白天太阳从东边升起，没入西方；夜晚星辰同样也升起于东方，落于西方。先民们早就根据太阳、月亮、星辰的运行规律来判别方向和时间了。既然陆地上能够这样，那么，也完全可能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海上活动中去。

　　四是船舶操纵技术提供了比前更为可靠的技术保证。

　　三国东吴的海船用上前所未有的多帆技术，在多帆桅船上，斜移的帆面各自迎风，后帆不会挡住前帆的受风，大大加快了船速。康泰《吴时外国传》称，这种船自南海乘风航行至大秦(罗马)只需一月，吴人万震(曾任丹阳太守)《南州异物志》也说，多帆海船上通过斜移帆面到合适角度，充分地利用风力，“斜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风激波，所以能疾。”

　　由于航海术的提高，三国孙吴多次派使者出海远航，成为开拓性的壮举。

　　再次说水师。有大船而无驾驭大船的水手和船员，也无法出海远航。这一点，孙权及其东吴以“水军立国”的战略思想，培养与造就了一大批擅于水上作业的精兵强将。这在汉代尚不具备这种条件，而且经过此后许多年的传承与发展，对后世也确有肇始与开启之功。

　　孙权水军士卒训练有素，良将云集，纪律严明，因而战斗力很强，就连大政治家、大军事家曹操也十分钦佩。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与孙权在濡须的一场水战中吃了败仗，被歼三千，自溺数千，而望孙权，则仪表堂堂，沉着指挥，战船高大，器械精良，军伍整肃，作战勇敢，曹操既惊奇又敬佩的说：“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刘表)儿子若豚犬耳！”这是作战对方对孙权水军的称赞。

　　孙权水军的精良，在客观上是因为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其一，有一条从黄海到南海漫长的海岸线；其二，有长江、钱塘江、赣江、闽江、湘江、东江、北江、西江以及太湖、湖庭湖、鄱阳湖等大江大湖，而且江湖连接成网；其三，国内有较发达的炼铜、炼铁、造船、纺织等工业，为发展水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足够的技术力量。其四，吴与魏、蜀基本上以长江、湘江为界，争夺要地，战争的特点是水战，这就决定了发展水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孙吴的“地利”条件之长，正是蜀魏“地利”条件之短，孙吴发展水军是完会符合客观实际的⑤。

　　最后说丝绸业。孙权及其东吴拥有出海的大船与技术，拥有人才与水兵不说，如果缺乏从事海外贸易的物资，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也就不可能形成。三国时期，作为海上贸易之“大宗”者，当首推丝绸。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而有自已独特的创新与发展。

　　孙吴时期，统治者重视农桑，致力垦荒，许多大臣都提出了这类建议。永安二年(公元259年)，景帝孙休下诏：“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当由于士民之赡，必须农桑，……田桑已至，不可后时。”说明孙吴政权对丝绸生产的重视。非但如此，陆逊还在海昌屯田时，“督劝农桑”；诸暨、永安等地也生产御丝；永嘉还贡八蚕之绵。可见丝绸生产区域得到了扩大。近年在安徽南陵县麻桥乡发现东吴墓葬，随葬有梭子、纺绽等纺织工具和记有练、绢、锈、锦、缯、纻、布的遣册，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丝绸生产者的墓葬，这为东吴丝绸生产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国时吴国还设有官营丝绸生产机构。史载孙权夫人潘氏，“父为吏，坐法死，夫人与姊具输织室。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同时，孙权又曾“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由此看来，御府中也生产锦绣等丝绸产品，具体生产作坊就是御府下属的织室。

　　这官营丝织自三国孙吴始创以来，便代代相传，极大地促进与推动了我国丝绸业的发展。例如两晋时期，据《邺中记》记载：“石虎中、尚方御府中巧工作，绵织成署皆数人。”石虎即赵石虎的官营丝织作坊，在当时规模最大，尚方御府，即后赵主管这类作坊的组织，其下又有织锦署、织成署等。南北朝时期，这类作坊还按军事系统编制，可见其织户工匠之多、管理之严。

　　三国孙吴在上述诸方面都在汉代有较大进步，具有出海远航的主客观条件，因而形成东海丝绸之路。它根据季风的变化规律和海流的方向，在夏季(6-8月)，从江浙沿海出发，借助风帆和海流移动的力量，以及天文、地文导航，在顺风顺水相送下，航渡出海近则台湾，远则日本等地。

　　如此航线的有无，已被后世的航行所证实。古代日本与中国南朝的交通，唐及唐以后遣唐使以及贸易商船的往来，大多采用这条路线，自然与利用海流、天文和地文导航有关。不过这条航线事先是不一定了解的，更不会知道所到之处是什么地方，远航的结果，往往后来才知道。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许多方面的事实都说明雄踞江东的三国孙吴很有作为、很有建树并卓有成效。

　　三、从海上“丝绸之路”到海上“茶瓷之路”

　　三国孙吴时代，由于海上丝路“承前启后”的拓展，致使航海事业与海外贸易得以进一步繁荣。在输出的物资中，除了丝绸之外，还有陶瓷、茶叶等等。因为当时这些物资的出产与加工，都是较为先进和丰富的。所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很大，功能也是多方面的。

　　先说陶瓷。陶瓷的故乡在中国，历代以来，中国各地窑口的陶瓷器汇集沿海口岸，源源不断的运销海外，很受各国人士欢迎，因为这是一种不是本地陶瓷所能比拟的瓷器。中国瓷器所特备的优点，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具有实用的美以及比较低廉的价格，都使它很快成为当地人民深深喜爱的物品(陈万里《宋末至清初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瓷器》引佛尔克《瓷器与东印度公司》)。当时对中国瓷器的追求达到了狂热的程度。

　　孙吴制瓷业中心在浙江地区。孙吴瓷器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瓷器的胎质、釉色、纹饰以及烧制技术都臻于完善，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近年来在江苏镇江孙吴墓、浙江衢州孙吴墓出土了近百件精美的青瓷器，给我们提供了物证。

　　孙吴的陶瓷业，也有官营的性质。东起东南沿海的苏、浙、闽、赣，西达长江中上游的两湖都相继设立了陶瓷器作坊。最有名的是越窑，产地在绍兴、慈溪、宁波一带。它的产品摆脱了东汉晚期承袭陶器和原始装陶器工艺的传统，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制瓷方法上，除轮制技术有所提高外，还采用了拍、印、镂、雕、堆和模制等技术。除生产大量的日用瓷器外，还生产大批精美的殉葬用的明器。

　　《中国陶瓷史》记载：当时越窑产品，经曹娥江航运到杭州湾，然后向西运抵山阴城(今绍兴市)；或经运河直达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等大城市；或向东入海而运往各地。

　　海上“茶瓷之路”带着古老的中华文明，输出海外，对欧、美各国都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法国，一开始从广州大批购瓷器，在本土开设工厂，仿造中国瓷器。当时的法国国王曾给予一家工厂30年的专利权，专门生产仿中国货的碗、盘、碟、瓶等产品。当时，瓷器已普及整个法国社会，最受欢迎的是一种轻巧纤美，莹洁润泽，白底绘彩色人物花鸟的中国瓷器⑥。

　　自唐宋年间开始，陶瓷从中国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他国的需要，影响了当地的社会文化，同时也促使中国本身的陶瓷生产进一步发展。因为，海外市场愈广阔，生产竞争也愈激烈。在外贸的刺激下，各地窑口不断改进烧造技术，提高工艺水平，以适应市场的需要。

　　次讲茶业。茶是我国传统的饮料，原产巴蜀，秦并六国，开通灵渠，茶种遂由水道传到荆楚吴越。据《上虞县志》载，在汉时我国东南沿海山区已有野生茶树，名曰“大茗“。东汉末丹阳道士葛玄在天台华顶山植茶、修炼，人称葛仙翁，后游会稽，在宛委山学道。三国、晋代会稽士人已有饮茶习惯，唐代会稽山区已有茶树种植，越地名茶颇多，屡见于唐诗。隋时，开凿京杭大运河，钱塘江北又有上塘运河与萧山西兴运河相接，连通萧绍平原西小江又与开凿于春秋时代为越王勾践复国大业起了重要作用的“山阴故水道”相接，跨越曹娥江，始与浙东姚江、甬江相通而出海。后世明州(今宁波)成为通商口岸，是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又一港市。

　　海外茶贸，历来都从南京、杭州、明州等港市出口，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后又明令：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的茶叶必须先运至广州，然后才运销外洋。因此，五口通商前，茶叶出口几乎集中于广州。当时，晥、闽、粤、浙等省的茶商汇聚广州，通过“十三行”行商与外国人进行茶叶交易。外地茶叶运到广州后，再根据英美茶叶市场的需要加工成各种茶叶出口，著名的是用橙花或茉莉花薰过的花薰茶，又叫珠兰茶。瑞典东印度公司在营运的75年中，对远东进行了130次贸易远征，除了3次外，均以广州为目的地，见猎心喜的货品主要是茶叶和瓷器。1750—1793年间，瑞典商人从广州共运去茶叶292 469担，占瑞典从中国购买货物总数的90%以上。瑞典哥德堡是重要的茶叶市场，以其命名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曾三次从哥德堡航行至广州。1745年9月，这艘快速帆船从广州满载货物回航时，不幸触礁沉没在哥德堡港内。船上有丝绸、陶瓷、胡椒、生姜等1333吨，并且有茶叶370吨。现已打捞上来的一箱茶叶，重50公斤，是优质白毫茶，虽在水下240年，但由于包装得好，又有海底淤泥保护作用，故其青绿颜色和香味尚存。⑦

　　在海上“丝绸之路”到“茶瓷之路”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国孙吴对于开辟这条航道所立下的不朽功绩。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两个人。即朱应、康泰。现在简单介绍他俩的生平业绩，作为本文的结尾，同时也以此表示我们对三国东吴历史功绩的深深景仰与崇敬。

　　朱应、康泰，三国时孙吴政权官员，朱应任宣化从事，康泰为中郎。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州(州治在广州)刺史吕岱奉令征讨交趾太守士徽，事件平定之后，为了睦邻友好关系，乃派朱应、康泰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他们航海沿林邑(越南南方)南下，首先访问了暹罗、扶南，然后渡暹罗湾沿马来半岛到达缅甸和沿岸的一些国家。据他们自己说：“所经及传闻有百数十国。”往返达十余年，回国后著《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以介绍其所见所闻。可惜两书均佚，只保留了部分的段落在《水经注》和《太平御览》等书之中。

　　此外，还有出使台湾(夷洲)、日本(亶洲)的将军卫温、校尉诸葛直；经略辽东的将军周贺，校尉裴潜，远征海南的聂友、校尉陆凯等，都有不同的功债，因缺乏史料，难以评价，只好待日后再作搜寻了。

　　自朱应、康泰访问扶南等国后，东南亚国家也纷纷派出使节到吴国访问，密切了中国与这一地区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在国际交流史上，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互惠互利，睦邻友好！

　　注释：

　　①、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引述先行学者的研究结论，旨在给下面的论述与举证一个历史的背景，从而尽量对三国孙权所作的贡献提出中肯允当的评价。资料源自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一版。

　　②、孙权之语录自王益庸编注《孙权文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7月版。

　　③、张大可：《三国史》，华文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④、朱健文：《东吴的造船业与泛海远航》，富阳市孙权研究会编，《孙权研究》(即《孙权与三国文化》前身)第2期，2006年3月出版(内刊)。

　　⑤、参见李华山：《谈孙吴“以水军立国”的积极意义》，《东吴大帝孙权》，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6月版。

　　⑥、⑦、广州古都学会等编：《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