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晚”的书房名字真实地映照出黄苗子恬淡自如的生活状态，2007年4月他的夫人郁风离他而去，这个名字仍会明显地折射出黄老内心的感伤。黄苗子和郁风是文坛最令人羡慕的才子佳人。郁风老师辞世，黄老一直没能走出耄耋之年的丧偶之痛，一直快乐不起来。身体欠佳的黄老，谢绝了很多社会活动，能够采访到他老人家真是太大的幸运。我们来到了距东三环不远处的黄老家中。黄老的家在繁华地带，但家中却是安静幽雅的画室书斋，各色的菊花给不大不小的干干净净的房间，带来了盎然的暖意和无边的生机。95岁的黄老从内室走出来，身穿黑色对襟中式棉衣，面色红润。接过我的名片，黄老从衣服兜里掏出眼镜戴上，笑着说：“不戴镜子看不见。”看到名片上的《第7日》，黄老问我：“《第7日》应该是礼拜天吧？”听了我的解释，黄老出声地笑了，爽朗、清脆、真诚的笑声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气氛变得温暖亲切。

　　“为学要如金字塔”

　　读书是黄老为数不多的嗜好之一，他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也没有什么嗜好，音乐会之类偶尔参加，那是为了陪爱人、充风雅的缘故。我本身则是个‘音盲’。书法是早年就受邓尔雅先生教导的，一直就喜爱。此外是读书，拉拉杂杂的什么书都读。如果要我再举出些嗜好的话，那就是馋，爱吃肥肉，为此经常受到孙女妍妍的黄牌警告。”

　　他告诉我们自己每天不读书是不行的，空下来的时候读书，查阅参考资料时要读书，写作时也要读书。不读书的生活就好像是缺了什么东西似的，感到空虚。“我的生活就是读书，读书也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是这样过活的。”黄老安静祥和的气质，让我们感觉到黄老是真正潜心于艺术世界的人。黄老的书房像是藏书阁，他戏称这里是书店的仓库，就连书架上都堆着一包又一包的书。零零碎碎也好，拉拉杂杂也好，这恰恰如实地反映着黄老那种“读书过活”的状态。黄老笑说：“人家说是，千万不要到我家里来，因为，你如果要玩股票啊，打麻将啊什么，都怕输嘛，到我这儿来，全‘输’。”

　　对于爱书的人，书是宝贝，黄老却将许多自己的藏书疏散了，问及理由，黄老先是幽默地回答：“书要是占了人住的地方就麻烦了，几十年的经验还是疏散的好。”然后又说：“年纪太大了，我没有什么大用处了。只好做一些事，把收藏都作个力所能及的了结。我把我的1000多册线装书送给了南方的一个文化单位给他们做研究了。”

　　走出黄老的“书库”，来到向阳的房间里，桌案上正放着《傅雷书简》。黄老说是因为应邀要写几句关于傅雷的话，所以就把这本书放在手边，继而又说：“傅雷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确实在我们师友当中很典型很模范，我们从前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他读书思考，确实很了不起。他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有高度文化的人，而且也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他翻阅每一本书，写每一本书，都表现出来火一样的热情。”

　　黄老念过几年私塾，小学、中学毕业再念一年英文就结束了求学时代。而后来能在填写履历时堂而皇之地写上“大学程度”，还是因为1949年在北京参加过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1年多的学习。对此，黄老说：“我自己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完全是凭自学的，就需要有很大的毅力。开始读书的时候对任何书感兴趣，学问就来了，一口气一辈子读书读下去。书越不读越生疏，就越没有缘分。”

　　在黄老看来，读书容易又不容易，因为真正能像书虫一样钻到书里面，从小到大一辈子读书需要很大的毅力。就像黄老为我们写下的读书体会：“为学要如金字塔”，黄老为我们解释道：“读书做学问要像金字塔一样，既要宽广，也要有很高的水平。知识是要互相掺和、互相消化、互相碰撞，学问才能出得来。读书所谓博学，就是要把所有学问都研究透了成为你自己的，这才是一个有成就的读书人。”随即黄老又提笔写道：“读书要有广泛的兴趣，主要是要靠自身努力，当然也需要自由的交流，读书其实是人类主要的生存部分，我反对读书无用论。”

　　说到现在出书和读书的现实状况，黄老说：“这几年来恐怕是出书最多的时代，以前没有经济条件很难出书，现在蓬蓬勃勃的，是一个很难得的好现象。‘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否定丧失了，很多底子都没有了，是件很可惜的事情，现在出这么多书正好说明，我们想把文化复兴起来，这是个很好的现象。我个人觉得，越是科技发展得快，就越需要有很高的文化，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灵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平生师友难忘

　　对自己是“艺术门边上的小票友”这样的说法，黄老有过这样的解释：“我从小就是个没正经的人，对绘画艺术偏爱漫画，30多岁才从漫画圈中下岗；书法呢，一开头就喜欢上怪怪的郑板桥体；连做诗都喜欢做‘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那一类打油诗。可以说，对于诗书画，我都倾向歪门邪道那一路，即庄子所说，是‘见笑于大方之家’的。”

　　黄老说，一想到老友王世襄，自己就会感到比较惭愧，大家都是这么大年纪了，人家还是那么勤奋，自己手头还有太多没有办法完成的工作，每天都是一点一点在做。其一是黄老几十年来都在研究明朝画家八大山人，现在预备把他的生平著作、诗画历史做个总的研究，出一本八大山人传记年谱；其二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苗老汉聊天》，一共8本现在才出来4本，要陆陆续续出来；另外，还要写字还要画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给黄老出一本诗书画全集。这些林林总总的事情黄老以95岁高龄仍在坚持不懈地完成，在艺术的道路上黄老从未有过半点懈怠。黄老幽默地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加点油’比‘徒伤悲’积极一点。”

　　黄老8岁学书，师从邓尔雅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到上海，先后在《大众画报》、《小说》半月刊做编辑，从事漫画创作，还参加抗日文化活动。解放后，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曾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书法作品曾在日本、英国、德国、韩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和内地展出，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

　　看到黄老正在校对的诗稿，我们请黄老朗诵一段自己喜欢的诗，黄老笑呵呵地说：“我的诗不能算是诗，规规矩矩的诗我写不出来，都是一些打油诗，开玩笑的。我这个关于书法我自己感觉有一点体会的打油诗：学书七十老顽童，退笔如山苦未功。一语坡公真破的，通神万卷始神通。”

　　黄老还说过：“人老了，‘经风雨见世面’之后才略有转变，但根子不正，还只是个非驴非马的野狐禅。不过艺术本来就是一种心灵游戏，自己闹着玩之余，爱好此道的人打个哈哈，也就满足了。”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心画根源在写心，激昂绵渺或底沉。不知时世葫芦样，自理丝弦自定音。”

　　在艺术的征途上，黄苗子和郁风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才子佳人，被誉为中国艺术界的“双子星座”。黄老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画，黄老把转椅转到面对画作，端详了很久，有些忧伤地告诉我们：“这幅画是我爱人郁风早年画的。她也是一辈子画画，当编辑，写散文。后来一直在搞革命，在从事美术工作。在中国美术馆长期的工作当中，专门给人家做展览、陈列。她一辈子给别人挂画，自己画画的时候就少了，不过现在还是留下了一部分作品，正在准备给她办画展。”说到这里，凝视着墙上郁风的照片，黄老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很久很久才将转椅转回桌前。黄老深情地说：“记住她的风度、爱心、艺术，这就够了。”

　　郁风曾经在接受采访中回忆当初的黄老是“又矮又调皮”，黄老则在一旁补充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是那个叶浅予还是谁想的办法，拿两块砖头垫在我脚底下，我站得比她高一点才拍结婚照的。”

　　黄老说过：“我这一辈子得到过最大的益处就是朋友。我原来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什么学历，都是靠长辈、朋友的帮助，才有了一些学问。”而和郁风的爱情也少不了亲朋好友的撮合。当黄苗子向郁风求婚时，以革命者自居的郁风觉得难以抉择。夏衍专程到盘溪徐悲鸿的美术学院找到了郁风，玉成了黄苗子、郁风这对佳偶。1944年5月，他们在郭沫若的家里举行订婚仪式。当年11月，不同政党的要员在重庆一同参加他们的婚礼，书法大家沈尹默做证婚人，柳亚子和郭沫若合诗：“跃冶祥金飞郁凤，舞阶干羽格黄苗。芦笙今日调新调，连理枝头瓜瓞标。”

　　1944年，婚后的黄苗子在重庆定居。在黄公馆不远处，有一个更为方便的文化人住所，名为“碧庐”，这是电影界著名报刊编辑唐瑜自费建造的房子，用来接纳文艺界的穷朋友。常常在这里的有夏衍、丁聪、吴祖光、叶浅予、金山、冯亦代、盛家伦、黄苗子和郁风夫妇。大家性情相投，自由自在地欢聚一堂。他们还结交周恩来、潘汉年、廖承志、乔冠华这样的共产党朋友，从延安来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有个陕北名词“二流子”，这些文化人便互相用“二流子”调侃。有一次，郭沫若来“碧庐”聊天，兴致勃勃地要题匾“二流堂”，一时没找到宣纸和毛笔，但“二流堂”的名号从此就叫开了。1949年后的北京栖凤楼，住着黄苗子和郁风、吴祖光和新凤霞、盛家伦、戴浩，盛家伦称这里是北京“二流堂”。齐白石、老舍、梅兰芳、洪深等名人高士往来不绝，连上海、广州、香港各处来人，也都往这儿跑。

　　黄苗子回忆：“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沟通，更多是推动大家专业之间的交流。

　　这个“二流堂”却在特殊的时代，让黄苗子和郁风受尽磨难。昔日的苦难毕竟已经过去，黄老不无欣慰地说：“我们晚年因为朋友多，生活也安静一点。总的说起来，我们这几十年都是经历了酸甜苦辣的、风风雨雨的生活。能够过一个比较安定的晚年，算是她跟我的一个最大的幸福了。”

　　笑对人生

　　黄老乐观洒脱，总笑得像个孩童，纯净、明亮、一尘不染的笑，这样的心态与笑容从未消失过，哪怕是在最为痛苦的日子里。

　　1932年，在“一·二八”抗战烽火激励下，初中还没读完的黄苗子抱着一腔抗日的热情辗转来到上海，刚来时因为没饭吃，只能拉黄包车混口饭吃。跟他一起拉黄包车的还有华君武。那时，他在笑。

　　1957年，黄苗子因“二流堂”被划为右派，1958年被发配北大荒去伐木。他就在居住的马架子前开辟了一个小花园，把挖来的野花全都培植起来，并用树根木段做了桌椅，让大家能坐在这个小花园里呼吸春天的气息。他在给妻子的信中打趣道：“扛木头我不怕，我个儿矮，重量压下来先由高个子扛着。”

　　1967年12月，因“二流堂”又让他进了秦城监狱，这一关就是7年，和郁风关押在同一监狱却互相不知下落。在黄老看来：“近百年来，国家民族的灾难，知识分子往往首当其冲，这是历史使命。在个人来说，‘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正是经受千锤百炼、把自己人生境界提高的机缘。”即便是那段充满辛酸的日子，黄老的描写都带着几分调侃几分幽默，恐怕关在监狱中研究臭虫的黄老也算是第一人了。黄老的《捉虱》一文很是著名，在监狱里面研究‘臭虫’，以乐观的心态度过特殊的岁月，以豁达的胸襟包容命运的无常。

　　3月初的北京已颇有春意，我们来到黄老的家中送录制好的光盘。观看过光盘之后，我们谈起天来。黄老说：“现在什么都喜欢加文化，茶文化、酒文化、走路文化、穿衣服文化，意义太深我不懂，我就喜欢喝浓茶。”保姆端紫砂茶杯来时，黄老细语轻声讲了个陆羽《茶经》中的故事，娓娓道来，让久远的故事带上了岁月的味道。室内全是书籍与茶香，真快乐。

　　黄老说：丢掉所有的不快乐就是快乐，快乐就在我们身边，没有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