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胡雪岩研究，一般都以他的传奇人生与发迹故事为猎奇，而未能以他所继承与弘扬的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为重点，不免流于皮毛而不鞭辟入里。本文以文化史的独特视角，论析胡雪岩在晚清中医药文化中的历史地位，认为他在“悬壶济世”等传统方面，有特殊贡献与建树。全文观点鲜明，论述有据，新见迭出，不啻是对现有水准的一种突破，一新耳目，足资参考。

　　关键词： 吴雪岩 中医药文化 悬壶济世 继承与弘扬

　　我国的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它肇始于远古与殷商时代；形成于春秋至汉的漫长时期；全面发展于隋唐而清。它无论在医药理论、治疗实践、防疫卫生与保健养生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对国人的生存、繁衍与发展以及对人类的文明、世界的贡献，都是极其卓越的。

　　明清时期，特别是到了晚清，无论是中医学还是中药学，两者合称中医药文化，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各地不仅涌现了许多擅于望、闻、问、切，处方卓有成效而名闻遐迩的名老中医，而且涌现了不少精通采集与培植药草，制作丸、丹、膏、散等成药的药师与技师。我国的中医药文化，千古传承，积淀丰厚，技艺精湛，疗效显著。即使到了清末民初，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有所谓“西医”的传入，但中医药的成就与贡献，仍举世瞩目，为世人所称颂。无论脉学、经络、病因、症候、临床、处方、技艺、制剂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一座伟大的宝库。

　　在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长廊中，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可说是我国“悬壶济世”传统医药学的继承者与弘扬者。胡雪岩(1823-1885)幼名顺官，取号光墉，祖籍安徽绩溪，出生于杭州。幼时家贫，帮人放牛为生，稍长，由人荐介往杭州钱庄当学徒，靠自学而通文墨。白手起家，凭借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国商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笔。尤其可贵的是，他怀着一颗仁厚之心，开办胡庆余堂药局，以图济世救人。一个不熟悉药业的人，从外行到内行，在发扬“仁”心的同时，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并在中医药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关于胡雪岩的生平业绩，写成小说，或其传奇故事的书，据不完全统计，约有七十种之多。但大多以他的传奇人生与发迹故事等为猎奇，对于他在中医药文化中的重要贡献，虽有所涉，但一般语焉不详。本文以文化史的独特视角，论析他对我国中医药文化的重要贡献，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专家与广大读者。

　　一、“悬壶济世”传统的继承

　　中医药，自古便有“悬壶济世”的优良传统。悬壶，最早见于《后汉书?费长房传》：“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后人便称卖药行医、治病疗疾者为悬壶。汉唐之后，有所谓“蜀中八仙”、“饮中八仙”和“上、中、下八仙”。其中上八仙中有名铁拐李者，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脚上生疮，手柱铁拐，悬个葫芦，济世救人。有人说他你自己的烂脚都医不好，还能行医救人吗？？他的回答却出人意料，说：我脚上的疮毒，也是一味药呢！这说明中医药取材的神秘与至广。自宋以来，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成为旷世流风、儒士箴言。儒者而医，不仅是一条“经世致用”的路径，而且也是个人为之安身立命的良策。这一传统，到了晚清，由于社会动荡，外寇入侵，再加时疫丛生，常有“时医”与“庸医”游迹江湖，谋财害命。在这种情况下，从小受儒家思想熏陶与浸染的徽商子弟胡雪岩，便在杭州创办了“胡庆余堂”，并且奉行“医乃仁术”的儒医伦理。他于清同治13年(1874年)创设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清光绪2年(1876)，又在杭州涌金门购置土地10余亩建成中药厂。成为当时杭州规模不小的一家制药厂。

　　关于胡雪岩创设国药号的初衷，坊间历来有不少传说，我们从胡庆余堂大厅的青砖门楼上，可以看到当年镌刻着的“是乃仁术”这四个源于《孟子?梁惠王上》的大字，便知当年胡雪岩开办这一药号的“悬壶济世”的情怀。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得到印证。

　　一是他开办药号的初衷，便有“急人所急”的侠义之心。笔者在近四十多年的民间“口碑”采录中，曾记录过一个口耳相传的故事，现在将它首次披露。传说清朝同治年间，坐落在鼓楼附近的叶种德堂，挂出“真不二价”的招牌，在杭城很有影响。那时凡有身份的人家，到叶种德堂配药，大都不是现金交易，而是采取“金折子”记帐的方式。一年中，凡遇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四个节时才由帐房到客户家结算。有一次，叶种德堂老帐房到胡宅结帐，因为数目很大，胡宅的管家要求“让价”，把尾数抹掉。帐房一时感到为难，但最后还是同意抹掉尾数。这事让叶种德堂老板知道了，很生气，以为有违“真不二价”的店规，便把帐房给开除了。到第二个节时收帐时，胡宅发现老帐房已经被老板辞退了，一问情由，知道与上次抹掉尾数有关，管家把此事报告给了胡雪岩，胡便觉得有愧于那个老帐房，便筹划要自办药房，三年之内，果然开设了“雪记国药房”，把那个老帐房请来料理店务，兼管帐房。这件事我们曾听杭州、绍兴两家钱庄老板的后人多次说过，以为与当时的实情较为相符。后来，因为有这件真事，所以民间老百姓中间，演化为“胡庆余”三字店名来历的故事，因为这个从叶种德堂转过来的老帐房姓余，胡雪岩庆幸自己请到一个“治店有方”的帐房先生，故名“胡庆余”。传说有它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它说明胡雪岩创办药房的初衷，出于自己的正直个性与仁义道德之教。

　　二是他创办药号的方略，始终不离“救死扶伤”的本意与好心。胡雪岩身处医药业发达的杭州，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开办药号，决心“广救于人”。早在清军镇压太平军和湘军、绿营西征讨伐叛军时，胡雪岩带人购买原材料，召集名医配制金疮药送到军中。当时有官员知道后感叹说：“胡氏为国之忠，不下于我。”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天下士子云集天府，进行科举考试，许多士子由于连夜奔赴或临阵磨枪，身心都极度疲乏，往往一下子便病倒了。这时，胡氏又派人送各种药品、补品。此举虽事出有因，但无不受到考官、士子的交口称赞。这且不去详说，这里只举他为平反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洗雪冤情而赞助钱财，疏通关节，也说明他坚持正义，为小民百姓打抱不平的古道热肠。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在北京查阅过清史档案，知道清末政治司法的黑暗腐败，对杨案为何于光绪三年(1977)突然无罪开释，个中更深一层的内情，鲜为人知。原来，此案提交刑部后担任刑部侍郎的是余杭人，杨乃武的姐姐杨菊贞下决心，拼死也要为弟弟伸冤，准备第二次上京告御状。但此时杨菊贞已经变卖田产，身无分文，正当她一筹莫展之际，胡雪岩慷慨解囊，赠送她200两银子，才解了燃眉之急。同时，他为了争取京官们对此案的同情，唤起他们扶正祛邪的良知，胡雪岩还专门拜访回杭州老家办理丧事的刑部侍郎夏同善，向他诉说杨、白一案的冤情，要求他回京后寻找适当的机会向同僚进言，帮助重审此案。

　　夏回京后，知道此案由胡瑞兰复审，系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委派，便深感为难。因为慈禧这个人生性固执，决不肯自认所委非人。夏却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后来通过恭亲王奕訢面觐慈禧，称颂她40寿辰大赦天下的恩德。慈禧一向爱好奉承，喜欢延揽声誉，她一听夏的满口颂词，便喜形于色。这时，夏便趁热打铁，和盘托出杨案之冤，说“至今悬而未决，未能邀沐恩典，民间舆论似乎略有不满”云云。这样，慈禧便于光绪元年降渝浙江巡抚，提集全案人证起解至京，交刑部审讯。

　　刑部尚书是旗人皂保。他的官声很不错，办案能体察入微，对案中任何一个细微的疑点都要经过仔细调查。因他姓皂，皂者，黑也，大家便把他比作黑炭头包龙图。经他审阅全案卷宗，便把主要症结抓住，并且将尸棺解京，在朝阳门外海会寺当众重验，便真相大白，终于把此案平反过来，并奉旨降革承办此案失职的一批官吏。

　　此案的大白，实际还是根源于杨的为人，同年好友与乡党同仁才出援手。但如果没有胡雪岩的托情，在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清末，要得以平反昭雪是很难设想的。

　　三是他所倡导的企业文化充满慈爱的“人情味”。

　　据笔者实地调查，胡雪岩“悬壶济世”的精神，还体现在胡庆余堂独特的文化中，特别是“戒欺”文化最为深入人心。“戒欺”是胡庆余堂的店训，由胡雪岩亲笔写就。130年来，胡庆余堂始终恪守“戒欺”原则，在我国中医药文化基础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企业文化。胡庆余堂药号的职工，一般都不愿意离开企业，一直做到去世为止。这与胡雪岩关心重视职工，特别是老年职工生活有关系。胡雪岩在店内还设置了独有的“阳俸”和“阴俸”。阳俸指的是对那些于胡庆余堂有贡献的、因年老体衰或生病无法工作的职工，照样发给原薪，直到去世为止。阴俸是这些职工死后，还可以让其家属按照其工龄长短来领取生活补助费。如有十年工龄，可以发阴俸五年，每年按本人薪俸的百分之五十发给。工龄越长，发放的阴俸就越多。这有点类似于我国现在实施的退休和遗属补助制度。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职工福利制度。由于实行了这种阴俸和阳俸制度，胡庆余堂的职工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使企业凝聚了大量身怀绝技、熟练掌握中药手工技艺的老药工。正因如此，使胡庆余堂悬壶济世、福泽黎民的使命得以绵延了数百年。

　　胡雪岩“悬壶济世”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医理、药理、诊治等方面，而在于经营、管理、慈善、制艺的开拓与发展。下面，再就他在这方面的业绩作些补充评价。

　　二、“悬壶济世”传统的弘扬

　　传统中医药，讲究地道药材，望、问、闻、切，辨证施治，必须鉴别药材出产地和采集季节等，而且还要辨识真伪、评估质量。随着生物学、物理、化学等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胡雪岩在经营管理胡庆余堂雪记国药号时，本着“悬壶济世”的精神，对中医药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与创新。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看：

　　一是胡雪岩为了在市场竞争中防范风险，获得健康发展，便注重产品的创新与优质。例如过去的中药，几乎都是汤剂，这对于战乱与动荡时期的治病吃药带来很多的不便，胡氏便于1874年建起了药厂，重金聘请浙江名医，收集古方，总结经验，选配出丸散膏丹及胶露油酒的验方400余个，精制成药，便于携带和服用。其时，战争频仍，疫疠流行，“胡氏辟瘟丹”、“诸葛行军散”、“八宝红灵丹”等药品备受欢迎。此后，胡雪岩亲书“戒欺”字匾，教诫职工“药业关系性命，万不可欺”，“采办务真，修制务精”。其所用药材，直接向产地选购，并且设养鹿园。胡庆余堂成为国内规模较大的全面配制中成药的药号。

　　关于“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一般都举常用的通例，而不知其“真”、其“精”的程度。而据笔名调查，胡庆余堂独家生产的“胡氏避瘟丹”具有除秽气、解头晕胸闷、止腹泻腹痛的疗效。其采办的真功，真令人叫绝。这种药共需74味药材，每味都须用顶真的原料，其中有一味“石龙子”，俗称“四脚蛇”，本是一种随处可见的小爬虫，可是，用于胡氏避瘟丹的“石龙子”却指定必须是出没于杭州灵隐、天竺、韬光一带的金背白肚、背上纵贯一条黄线的“铜石龙子”。铜石龙子生性警觉，爬行快捷，不易抓到，但为了保证药味质量，每年夏天，胡庆余堂都组织员工上山捕捉。由于年年如此，灵隐寺的和尚也见多不怪了，还时常提供方便。因为采药行医是济世善举，和尚作为佛门弟子哪有不帮忙的道理？

　　这灵隐“铜石龙子”与普通石龙子有何不同，至今还是一个谜。所以胡庆余堂的中医药文化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很有道理，也是很有必要的。著名品牌著名商标的原产地保护，势在必行，同时在药材资源的现代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的研究，亟待加强与加速。我们希望能早日揭开这个医药之谜。

　　至于“修制务精”，一般人对胡庆余堂制药的精细程度，也都所知泛泛，其实，只要举个新例，也便令人叹为观止。例如大黄是一味常用药，但入药时仅取其根状茎。胡庆余堂的药工总是仔细地剥去大黄的表皮。此外，苦杏仁尖有毒，胡庆余堂的药工在除尖后才将它入药；麦冬芯性寒，他们必先去芯；麻黄要去节、莲子要去芯、肉桂剥去皮、五倍子去掉毛……所有这些确保了胡庆余堂生产的中药在色、香、味和疗效上都有独到之处。这是在“修”方面要一丝不拘。而在“制”方面，则要精益求精。以治疔疮的良药“立马回疔丹”为例，其中有一味原料叫“金顶砒”，这是按东晋著名道士医学家、丹术家葛洪(约281-341)的炼丹法，用青铜、砒霜提炼，取其上面的结晶体而入药。工艺复杂，手续细腻，操作精细，而且秘而不宣，决不外传。

　　在我国的医药学文化史上，经过千百年的摸索与探寻，对于药材的修治与精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清代，由于著名国药号如北京同仁堂、四川桐君阁、广东陈李济等的发掘整理，已出现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操作规程。胡庆余堂对于动物、植物、矿物等“生药材”的处理，归纳其工艺程序便计有漂、剪、熬、煮、淬、泡、炸、煨、炒、炙、炼等十几道工序，其产品已从单纯的汤、粉等剂扩大到丸、丹、膏、散、胶、露、油、酒等几种。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这些掌门人的贡献。

　　二是胡雪岩既以“悬壶济世”的理念办店治药，便自然在经营方略上注重“信誉第一、服务取胜”。这方面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因为胡雪岩认为：生意场上，必须说一句算一句，说话算数，一诺千金。我们查阅《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瑰宝》一书，其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中举的秀才，因兴奋过度而得了癫狂症，上门求医，胡雪岩答应他半个月办到特效药龙虎丹，可当时的药物全都用手工搅拌，龙虎丸中有剧毒药品砒霜，由于担心拌不均匀关及人命，所以没有一个药工敢承担这个冒风险的活。10天后，胡雪岩宣称药王桐君老人于昨夜托梦教他制作龙虎丸的秘诀。他叫人把一间工场打扫干净，关闭门窗，只留下几个操作工，并向他们面授机宜。三天以后，龙虎丹果然制成，那位举人服用了没几天就根治了癫狂症。胡雪岩有一次酒后吐真言，原来，他命药工将药粉均匀地摊在竹片上，再用木棒反反复复、颠来倒去地写“龙”、“凤”二字，共写999遍，这样一来，药粉自然拌透了，哪会不匀？操作时关闭门窗，不准外人偷看，乍看之下神秘兮兮，其实是要求药工专心一致罢了。这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信用问题对医家与药铺来说，是一个关系人命的大问题。胡庆余堂所以受到消费者与社会的信用与赞扬，绝不是偶然的。

　　三是胡雪岩在办店成功、成为富甲一方的赢家之后，还抱着“做生意赚了钱，要多做好事”的思想，善于赈济与施舍，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不像今天的有些人，总是抱着蝇头小利不放，不顾别人的死活，一味地贪得无厌，贪赃枉法。

　　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当时，因为连年的战争使浙江满目疮痍。为收拾残局，左宗棠在入驻杭州后，选派员绅“设立赈抚局，收养难民，掩埋尸骸，并招商开市”。胡雪岩是左宗棠处理善后所借重的人物。他经理赈抚局务，设立粥厂、难民局、善堂、义塾、医局，钱江义渡，修复名胜寺院，整治崎岖不平的道路，立掩埋局。

　　1871年，直隶水灾，胡雪岩捐制棉衣1.5万件，并捐牛具、籽种、银两一万两，由于天津一带积水成涝，籽种不全，胡又续捐足制钱一万串，以助泄水、籽种之需。1877年，陕西干旱，饥民急需粮食充饥，胡雪岩初拟捐银2万两、白米1.5万石装运到汉口再转运入陕，左宗棠考虑到路途遥远，转运艰难，要他改捐银两3万两，结果胡雪岩捐实银5万两解陕备赈。此外，胡雪岩还曾捐江苏沐阳县赈务制钱3万串；捐山东赈银2万两、白米5000石、制钱3100串，劝捐棉衣3万件；捐山西、河南赈银各1.5万两。

　　捐赈作为胡雪岩的一大功绩，成了左宗堂为他争取黄马褂的一个重大砝码。胡雪岩用财富赢得了善名，又以善名获取更多的财富，足令今人感佩。由此可见，钱财价值，不在于钱财本身，而在于花费、消耗过程所带来的满足感。胡雪岩富而有德，乐善好施，为民造福，追求的正是这种满足感。

　　胡雪岩的经商处世，开店理药，其实是一座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宝库。他在中医药文化史上应当有其一定的地位。这是由于他一生的业迹所决定的。

　　然而以往对于胡雪岩的研究，仅止于他的传奇人生，而作传奇的演绎。这除了有助于茶余饭后的谈资之外，缺少理性的分析与评价。俗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胡雪岩也是有不少缺点与错误的，但他作为一个儒商，贡献大于过失，大节重于细末，他对我国中医药文化中的“悬壶济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值得我们今天充分肯定与借鉴。

　　胡庆余堂中药文化，已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它的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不要离开它的精髓与传世经典，也不应满足于对它那些传奇故事的津津乐道，而应当把握它的真谛，发掘它的内涵，弘扬它的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