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国内一位著名企业家对比尔·盖茨的评论，十分佩服他的成就和自信，他说得很好，“盖茨是个好榜样，但不是偶像。”中美国情不同，我们的企业家当然不必去盲目模仿人家。但他有一个说法，“对我们来说，现在学着花钱和捐钱还太早”恐怕可容商榷。

　　他说：“对我们来讲，最容易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把公司卖了，回家享受人生，我们都做得到。但今天，我们更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管理企业所获得的经验把企业做得更好，社会才会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我觉得盖茨很好，但他不是最好。”他把盖茨提前“退休”和“裸捐”看成是“回家享受人生”，而他呢，还要继续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当然很好，问题是，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做什么呢？他很可能会说，当然要为大众改善生活。那是不是应该包括救死扶伤———慈善卫生，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文化教育？如果是，那正是盖茨等企业家所创立的公益基金会所做的主要两件大事。基金会当然并不创造财富，相反只会“花钱”，但正因为它们有一批“会”花钱的专家，才能把企业创造的钱财最有效地转化为社会大众可以直接利用的福利或文化资源。

　　盖茨之所以才五十出头就离开企业，绝不是为了“回家享受人生”，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管理企业所获得的经验”；只是他要做的已经不再是“把企业做得更好”，而是把帮助大众改善生活的事业做好。也许有人认为做公益事业太容易，即便也算是工作吧，跟“回家享受人生”差不了多少。事实上，公益事业未必比工商企业好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举世瞩目。我们也发现，卫生、教育、文化等直接关系到民生公益的领域，只怕比经济更难搞。盖茨是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老手了，但他终于认识到全球公共卫生的问题严重，远不是用点业余时间所能解决的，因此这次下定决心卸去领导微软的职责，全心全意来攻公益的难关。

　　也许还有人会认为中国的财富比起美国还差得太远，只有将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以后，才有可能来谈公益。但是，老百姓普遍反映的看病难、上学贵的问题，已经成了我国社会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障碍，并不是在社会财富增长以后就会自然解决，也不是光用政府手段就能解决的。这些问题发达国家全都遇到过。企业家盖茨清醒地看到了财富的功能和局限，他“裸捐”以后在《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长文说，市场经济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大大改善了整个世界，但不可能做到改善每个人的境遇；企业做得好(Do well)并不等于做好事(Do good)；市场能帮助那些付得起钱的人，但还有很多付不起的人，谁来帮助他们呢？(《时代》2008年8月11日)这简直就像是给我们出的思考题。盖茨也并不认为企业家都应该像他那样辞去职务来为大众做好事，因为穷人并不都是在那儿伸手等待施舍。他举了一系列例子，例如孟加拉国的“穷人银行”和为肯尼亚农民服务的手机市场，说明企业也可以开发出穷人迫切需要的薄利多销的市场，把“做得好”和“做好事”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也有一批那样的企业家，既能把他们所创造的财富直接用于为大众造福，还能把他们办企业的聪明才智用到如何花钱上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