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艺术的持久生命力，取决于它能够与时俱进。这种进步不能局限于表现手法和风格特色方面，更重要在于其艺术精神的革新，对于其文化使命的深刻反思、清醒认识以及准确调整。刚刚揭幕的“第八届国际书法交流大展”包括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等18个国家及中国台港澳地区的书法作品，题材形式除了汉字之外，还有日文、韩文、阿拉伯文以及我国维吾尔文、蒙古文、藏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这个活动可以作为一个契机，让书法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客观认识书法的艺术特质、文化属性，从比较文化的视角思考中国书法在文明和合中肩负的时代使命。

　　中国书法是中华文明的艺术表现，其价值内涵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精神危机。中国书法的艺术追求和艺术手法与世界上其他的文化和艺术有着不小的相似性，这使它完全有可能被广泛地理解和接受。以上特点使中国书法有望继续在文化交流、文明对话乃至文明和合中发挥作用。

　　不可否认，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文化传统存在着差异。然而，文化人类学理论中很早出现的“灵犀相通原理”有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必须承认，人类是一个整体，有着相似的人性，尽管种族和语言存在差异，人类总体上都在致力于美好和谐的不懈追求，有着共通的崇高文化理想，这是文化比较的立足点，它使不同文明的和合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文化样式，艺术以其外部形式表达文化的观念。从世界文明的层面来说，中国书法是属于整个人类的。然而它形式独特、内涵深邃，我们难免担心它是否真的能够在更广大的、所谓异质文化的人群中被接受。从实践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些困难是可以超越的。我为很多外国留学生介绍过中国书法，他们当中不仅有韩国人、日本人，也有澳大利亚人、美国人，他们需要依靠翻译的帮助来聆听讲座，他们对《兰亭序》和《祭侄稿》是陌生的。我首先向他们讲述两件书法经典背后的故事，分析书写者当时的心态和情绪，让他们知道《兰亭序》中弥漫着浅浅的愉悦和淡淡的忧愁，而《祭侄稿》则充塞着激愤和哀伤，然后让他们对两件作品的图片作出判断。结果，他们无一例外地能够正确甄别。中国书法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基础在于人类文化的心性相通，在于人类艺术精神的一致性。中国书法能够被外国人领略、理解，是因为其点画线条有着高超的表现力，字里行间能够很好地传达出所要表达的情绪意味。

　　西方绘画有写实的传统，技法纯熟，效果逼真，但是繁复的、高度写实的形式却制约了其表现空间。从艺术的理想来说，艺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体现心灵世界的最佳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图解式的表现，艺术作品的表现对象显然不仅是有限的画面内容。正是为了寻求突破，近代西方的抽象绘画以抽象的形式语言、隐喻和象征手法表现无法言传也无法描摹的意象。我们在此撇开差异性不论，自其同者视之，西方艺术的某一种努力方向就是在形式上尽可能删繁就简，内涵尽可能地丰富，而在这个方面，中国书法发展得异常成熟。应该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著名画家巴勃罗·毕加索曾经说：“如果我生在中国，不会是位画家，但肯定是位书法家。”这说明中国书法理想的表达方式使它能够在文明对话中找到结合点。

　　与形式特征相比，中国书法的文化属性和特质更为重要。中国书法深层次的、真正意义上的表现对象则是中国文化，尤为重要的是，在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主导下，中国书法从来不是一种孤立的、纯艺术的象牙之塔，它在文化系统中积极地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的“书教”并非仅仅是为了提高书写技能或者艺术水准，还在于借此砥砺书写者的人格素养，书法进而成为社会国家层面上“纲纪人伦，显明政体”的手段之一。书法评价标准也在“美”之外增加了“善”的要求，有人认为这样的评价标准限制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这个看法企图把中国书法从历史的真实中剥离出来、从整个文化系统中解析出来，这种纯艺术的幻想实际上似是而非。在中国书法史上，书法内部规律当然对其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只注意书法内部，也应该关注它的应用和相关联系。作为艺术，书法不仅可以有别于科学的彻底客观，而且完全可以同时起到文化规范的作用。

　　当今社会，传统文化失范引发了价值真空，有必要进行中国文化价值重建，中国书法的力量理应被借重。虽然毛笔书写的文字记录作用在萎缩，但是，中国书法具有很大的超越于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而且至今有着广大的社会基础。一种艺术或者文化形式最精微深邃的内容固然不可能通过大众化的方式完全展现出来，但是，中国书法拥有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坚持不懈地临池挥洒，重视书法修养身心、完善人格的功能，这样的局面蕴涵着巨大的文化释放潜力。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正是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问题，人类正面临着各种冲突引发的危机，有必要调试理性、情绪和欲望，达到精神的超越，获得心灵的安宁，而且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亨廷顿所谓的“冲突”，必须依靠文明和合、建设和谐的世界文化去化解各类国际矛盾。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文明的和谐价值观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中国书法使中华文明的本质价值表现为可感觉的观照对象，必然比简单直截的说教更容易被接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在文明对话、文化和合中发挥作用，这将是中国书法最崇高的文化使命。

　　要在文明和合中作出贡献，中国书法界应该认真做好这样一些工作：(一)认真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坚持以书法表现文化，弘扬中华文明。应该认识到，中国书法继续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并非掌控毛笔这样一个简单的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书法家的传统文化素养。简单地说，文言文形式的文化内容一直是书法作品的重要题材，当今和未来的书法家应该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笔下书写的内容。(二)对中国书法的基本特点作出现代解读，提供一套主旨明确的书法文化价值体系。惟有如此，才能让更多的人领略和理解中国书法，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书法，让中国书法在更广大的层面发挥作用。(三)积极影响、引导整个中国文化界正确认识中国书法。中国古代“书学小道”的观念一直颇有影响，当前我国文化界(书法界包括在内)对于书法的认识还存在一定偏差，文史学者总体上对书法关注不够，他们对于书法的观念具有很强的型塑性。书法工作者应该提高文化素养，扩大学术视野，避免充当“写字匠”，这样才有可能改变中国书法受到的偏见。(四)积极以书法开展文明对话，抛弃任何预设的、先验的东西，去努力理解其他民族文字的艺术形式表现背后的内涵，虚心地学习借鉴，力戒文化本位主义或者文化沙文主义。清代书法家金农注意到硬笔书写的梵文横粗竖细、带有尖尾，他把这些特点融入到隶书创作中，形成他别具一格的书法风格。这个事例生动说明了中国书法所体现出的文化胸怀。在古代历史上，书法曾经是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之间文明融通的纽带。现在，我们注目世界各民族以文字为表现对象的、广泛意义的“书法”，它们在抽象性与隐喻象征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蕴含着道德心理、价值观念、文化习俗、理想信念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对话，我们能够获得远比“汉字文化圈”或者“儒家文化圈”更大的文化域场，中国书法必将在其中发挥空前的作用。(五)在上述基础上更好地宣传中国书法，向世界奉献中国书法的作用。把中国书法置于文明对话之中，能够获得一种“他者”立场的审视，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审视中国书法，我们应该能够因此更加树立文化的自信。在1998年巴黎举办的“中国现代书法大展”上，当时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先生赞誉中国书法是“艺中之艺”。随着中国繁荣进步，中华文明必将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肩负更重大的责任，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其中发挥作用，比简单直截地宣讲中华文明更有持久影响。

　　强调中国书法在文明和合中的作用，并非将文明的统一性混淆为同一性，更不是为了进行平等的文明对话而刻意降低中国书法的品位，只是我们不排斥一些权巧方便的步骤，希望书法能够引领不同文明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谐有序，共生共荣。世界性文明体系的序列和结构会因此慢慢成型，各种文明要素各安其位，各尽其能，中华文明和中国书法在这个序列中应有的位置就会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