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规定，乘客应主动让位给老人、孕妇等特殊乘客。不履行义务，驾驶员、售票员可以拒绝其乘坐，城市公共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还可以对乘客处以50元罚款。很多市民听说后提出了异议。(《河南商报》7月3日)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让座也体现出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然而，将“让座”这一道德范畴的问题升格为法律问题，以制订地方法规的形式加以确认，却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论证，不能仅凭着一腔热情蛮干。对此，一个首要的前提是，道德升格成法律必须具有可操作性，形成“可操作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从道德层面来看，“让座”与否在于个人是否有此愿望并付诸行动，道德对于拒绝让座者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而只能做出“这样不好”的判断。一旦升格为法律，“让座”就立刻具有强制性，意味着某一群体对另一群体负有“让座”的义务，后者也相应具有要求前者“让座”的权利。那么，一系列问题立刻出现了：法律该如何清晰地界定这两个群体？道德层面的模糊语言“老弱病残”，能否转化为可测度的精确标准？比如，一个发高烧的年轻病人，是否该给一名健康的老人让座，类似病情与年龄之间该如何比较才算公平？诸如此类，仅仅一个界定权利义务主体的法律问题，就面临着无数种现实的可能性，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实际上，即便法律已清楚地界定出应否让座的各种情形，则又面临一系列实施与监督的问题。郑州市这个条例草案，显然是把监督权授予了司机和售票员，交由他们对实施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并部分地授予其处罚的权力和责任(拒绝当事人乘坐)。这实际上意味着司机或售票员首先得能够根据法律规定，在具体现实情景下界定让座的人群。不妨设想，假如遇到两名起争执的乘客，他们的工作情形大概是这样：先查看双方身份证件、病历证明等，再为双方测量体温、心跳、血压……这个工作量将有多大啊！

　　继续推导下去，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为“让座”问题制订专门的条例，并保证这部条例的可操作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起码远比郑州市目前所做的工作复杂；而且，其具体实施也将面临很大的执法成本，远远超出这部条例能够为社会创造的效益。总的来说，为“让座”专门制订法律，其现实意义不大，也没有必要。还是让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