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中爆发的精神力量，不会自动地融入未来，收获的无形资产，也不会自动地变成永恒。民主、开放、科学、理性，如果不能贯穿到灾后重建和日常事务中，抗震救灾中千辛万苦积累的精神财富，将会一点点地缩水

　　团结一心、生命至上和人道真诚——伟大的抗震救灾留下了伟大的精神财富。相信未来许多年之后，人们仍会深深铭记过去的这一个月，我们的国家，我们自己，是多么的不一样。

　　但是，随着惊天动地的生命救援转为繁难长久的灾后重建，爱与哀愁的感叹号也渐渐让位于一串问号：实现的进步会否持续？唤醒的力量会否沉寂？生活的旧轨会否复归？

　　之所以发问，是因为不想让大爱无疆、患难与共的公民精神再度流失，不愿见自私冷漠、颓废麻木固态复萌卷土重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热爱祖先埋骨之邦，渴望自己的国家从灾难中走向新生。

　　令人欣喜的是，国务院迅速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不仅秉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将震区恢复重建纳入法制化轨道，而且体察民意，从善如流，充分回应民众和社会的期盼，将抗震救灾中实现的进步加以制度化。

　　制度化的进步才是对灾难的真正补偿。因为：危难中爆发的精神力量，不会自动地融入未来，收获的无形资产，也不会自动地变成永恒。民主、开放、科学、理性，如果不能贯穿到灾后重建和日常事务中，抗震救灾中千辛万苦积累的精神财富，将会一点点地缩水。

　　“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恩格斯的名言被反复引用，“多难兴邦”被一再提起，不只是为了告慰付出生命的同胞，抚慰受伤的土地，更是期望我们民族真正经由灾难变聪明，通过真学习真行动实现真兴邦。

　　《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最可宝贵的就是基于反思和总结经验的真学习真行动。对抗震救灾中展现的政府和人民的新关系、彰告的人性和人道至上、提升的开放与透明，《条例》以务实的态度吸纳，进一步落实为治国理念，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集束式地闪耀亮光——

　　以人为本。《条例》不仅从指导思想上明确规定“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将“人”放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更从过渡性安置地点的选址、安置方式的灵活变通、心理援助和伤残康复、灾害现场清理保护应确定无人类生命迹象、防止重大动物疫情的发生等具体目标要求上，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人性与人道，不仅是理念，更落实为具体的制度安排。

　　直面舆论。无论是明确要求对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应当按照高于当地房屋建筑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设计，还是明确提出对毁损严重的豆腐渣工程要问责，《条例》都体现了对舆论的积极呼应。汶川震灾中，校舍等公共建筑的垮塌带来的伤亡尤其惨烈，孩子的死难让国人心碎。天灾难防，但人祸可控，舆论强烈要求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并追究工程质量问题的相关责任，《条例》的相关规定表明政府听到了民意，深入调查与问责，值得期待。

　　民主重建。恢复重建尊重灾区民众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的自主选择；编制规划须民主讨论，充分听取受灾群众的意见；资金、物资、房屋分配须经民主评议再予以公布。《条例》推进的不仅是依法重建，更是民主重建，其贯彻落实，对中国的民主建设必将起到示范、推动作用。《条例》明确了“违规者”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这种对等之意义，正如一位哲人所言：“那些只顾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忘记或忽略履行相关的义务的人，跟那些用一只手兴建而用另一只手摧毁的人无异。”

　　开放透明。政府应当定期公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审计机关加强对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筹集、分配、拨付、使用和效果的全过程跟踪审计，定期公布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和物资使用情况，并在审计结束后公布最终的审计结果。《条例》的相关规定，表明了中央政府将抗震救灾中深得民心的开放透明进行到底的决心。而民众参与、监督灾后重建，开放透明是前提。

　　公民共建。公民力量的调动与汇聚，是抗震救灾的动人音符。灾后重建，同样离不开公民与社会的广泛参与。《条例》以法令的形式规定重建实行“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重建，一个“政府主导，全民共建”的灾后重建体系，不仅真正凝聚社会人心，也将进一步助推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

　　灾后重建与制度重建相辅相成，物质重建与人心重建相得益彰。《条例》昭示：制度化建设，是灾区重建的正确道路，也是人心重建之基。事实上，坚毅、团结、果敢的民族精神并非平地凸起，中华民族的人性之美也并非始自今日。将抗震救灾的进步制度化，将使民族精神、人性之美，不必靠危难来激发，而像空气与阳光一样，无声却无时不在地滋养着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