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国第三个“文化遗产日”。

　　“文化遗产日”和“申遗热”印证着全社会对文化遗产的热情，然而，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在“文化遗产日”这种形式和“申遗”这股热潮背后，真正需要的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常态行为和理性精神，更需要珍爱文化遗产的历史情怀。

　　保护文化遗产，要拥有超越于地域和民族的胸怀。西湖不是杭州的，它属于中国，属于人类，杭州人只是替人类保管了西湖。任何一处文化或自然遗产，它都不孤立地属于某一个地域，甚至不属于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域、某一个时代的人，无权占有和随意处置人类遗产。对文化遗产的地方拥有意识和当下占有观念是狭隘的，其导致的后果，就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而文化遗产一旦毁坏将不可复原。

　　在经济日益繁荣的今天，“申遗”正成为许多拥有古老遗迹、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的地方政府，所畅想的绚丽图景。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和民众对“申遗”意义的曲解、误解。有的地方浪费大量社会资源，操办对“申遗”不发生任何实质作用的宣传推介活动，甚至会帮倒忙地在遗产地周边搭建假古董。在少数地方，“申遗”演变为一种全民动员式的运动式“申遗”，打乱了当地正常的经济生活秩序。

　　到底什么是“申遗”？有个不完全确切的类比，申报世界遗产的形态，有点相似于参评诺贝尔文学奖的形态，就是全世界不同民族用自己的遗产作品进行跨文化对话，获得普世价值认同。而世界遗产获得普世认同只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遗产本身所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另一个是遗产所呈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针对这两个非常客观的因素，在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需要做的更多工作，应是对文化遗产价值的基础研究、申报路径的研究、申报模式的探索，对遗产真实性的完整性维护、保护遗产与现代化发展的协调。这些才是保护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内功”。西湖、丝绸之路、五台山、福建土楼，分别定位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宗教圣山及自然双遗产、古民居建筑群，遗产类型迥然有别，申遗路径也会差异较大，而这些都是尤其需要通过严谨治学、比较研究才能推进的工作。

　　只有当一个能够充分阐释遗产自身文化语义的文本最终形成，并与文化遗产的实物恰如其分地对应时，“申遗”才会变为可能。在这样一个学术色彩浓厚、现实并且务实的文化阐释过程中，让科学、理性、人文精神先行，草率的政绩工程、过度的宣传炒作、不切实际的“宏大叙事”统统闪开。

　　对文化遗产的珍视和敬重，更需要把“遗产日”和“申遗热”固化为制度常态，建立完善的政府和民间基金筹集和资助机制，用于遗产的广泛研究和专项保护，收集文化遗产的“生命信息”，破译世界遗产的“遗传密码”，更好地保护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上法制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