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端午、中秋等民俗节日被定为国家法定的节假日，这一举措，不仅给负载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平民百姓以巨大鼓舞，也给日益式微的传统文化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动力。但是，我们也注意到，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信息传递的快捷，日常生活的简化，外来文化和异地文化的涌入，节日的趋同化日益加剧，各地特有的节日民俗事象逐渐被遗忘，节日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正逐渐消亡。

　　不妨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本土文化被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所颠覆，被越来越汹涌的现代生活所摧毁。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的后裔，也与他们所熟稔和传承的京派文化一起，越来越被现代化大都市边缘化了。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茫然无知。京派文化曾与海派文化并肩而立，引人注目，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然而，曾几何时，四合院所剩无几，胡同被越来越多的“世界”、“广场”、“花园”等时尚名词所取代，花市不在了，灯市熄灭了，海子消失了，天桥已成记忆，东安市场尸骨不存，热闹的二闸消失已尽，在张恨水、老舍之后京派作家似乎渐渐退隐，9个城门仅存下来一个正阳门早成了古董。唯一欣慰的是，在80年代复兴起来的庙会上或节日里，还能见到一些乡野间保留下来的香会善会的表演，尽管已经并不完整。

　　北京是古燕之地，至少自金元以降，它的传统文化中，明显地渗透着或显示着主流的中原传统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交会和交融的特点，连作为城市结构布局的胡同都是来自蒙古语，礼俗方面则随处可见满族的影响。在作为平民节日的端午习俗方面，其繁盛和特点尤为耀眼，既与因龙图腾信仰而被看作端午起源之地的吴越不同，又与以纪念楚大夫屈原为重要内容的江汉之地有异。北京人的端午节虽然也吸纳了一些南方的民俗事象，如划龙舟纪念屈原等，但更有北方特点，特别是老北京人把端午节叫做“女儿节”，许许多多的习俗，几乎都是与女孩儿有关的。明代历史学家余有丁《帝京午日歌》曰：“都人重午女儿节，酒蒲角黍榴花辰。金锁当胸符当髻，衫裙簪朵盈盈新。长安街道人人趋，三条九陌无断尘。赤日中天万户动，粽藤清道骑官从。高肩大轿风奔驰，五侯七贵相迎送。陌上相望不相知，络绎追寻孩子湄……”清末民初北京最为流行的唱本《百本张岔曲》里有一首《端阳节》唱道：“五月端阳街前卖神符，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樱桃桑葚，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端树。一枝枝艾叶菖蒲悬门户，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姑娘们鬓边斜簪五色绫蝠。”这些记述中，留给我们的京城端午的热闹情景，是多么逼真生动、热闹非凡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京城端午的文化元素之丰富、内涵之多样、特点之别具！

　　无论从过节的主体老百姓，还是从节日的文化性质来看，任何一地的节日，无不与特定的地域文化相联系，是最能表现地方性特色因而也最具多样性风貌的一种文化符号。各地不同的习俗和传说，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或隐或显或现实或象征的文化意涵，而这些意涵的存在和延续，乃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老百姓的命运、生命、期待、信仰、生活等切身利益相关。节日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而嬗变，吸收一些包括新风习在内的内容，扬弃一些失去时代需要的风习，在所难免，但这应该符合文化发展规律。仅就端午而言，变则变矣，但“驱逐恶神厉鬼，消除病疫灾殃”的古意大概会延续下去，保留在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

　　其实，趋同化、模式化、单一化趋势的加剧，并非文化发展规律所致，而多少带有人为因素。应该说，趋同化、模式化、单一化才是人类文化面临着的最大焦虑，也是传统文化在新世纪遭遇的最大威胁。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守自己的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