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明之提升，必以城市居民文明素质的提高为基础。文明既表现为文化素质、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表现于诸多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和自己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一个文明人生活的城市，其生活工作才会秩序、高效。

　　然而，当下中国城市，还有很多不文明行为，日复一日，习以为常地发生在大街小巷。如，行人随意闯红灯，自行车乱穿马路，随地吐痰，机动车随意变道导致拥堵加剧，流动商贩乱摆卖及占道经营，等等。

　　不文明行为根源何在？曰：约束失效。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行为，得守一定的规则，方能确保社会井然有序。所谓规则，有道德规则，此为软约束；有法律规则，为硬约束。道德规则要发挥作用，需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因为其惩戒方式是舆论谴责。当大家一起闯红灯，甚至习惯成自然，则无论在行为人内心还是在其他人看来都将无所谓谴责。法律规则的作用，须以严格执法为必要条件，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无异于纵容违法行为，最终使法律丧失规范力量。

　　基于当代城市管理的需要，多数地方已经把许多本属道德调节的众多不文明行为如闯红灯、乱穿马路等上升为法律来调节、规范。但动用硬约束，并不意味着放弃软约束。当下的情况是，无论道德之软约束，还是法律之硬约束，都对不文明行为无能为力，城市不文明行为仍旧乱象繁生，以致立法者的意图几乎落空。

　　无疑，治理过于随意的不文明行为，还须从加强道德和法律规范力度两方面着手。道德教育我们一直都没有放松，孩子们都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关键是成年人，尤其是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的人。如何把道德教育普及到他们？有网友建议，应在路口增加宣教设施，现场教育，不失为可行之策。

　　更为关键的是法律。既然根在执法不严，则加强执法是当务之急。研究者对行人和机动车闯红灯的情况做过调查，近80%的人承认曾经闯或会闯红灯，而机动车司机主动闯红灯者只占5%。差距之所以如此悬殊，原因无非是司机闯红灯的危险性更大、被抓几率更大、处罚更加严厉。如果以同样的力度处罚行人违章，遏止乱闯红灯也不难。香港特区政府就规定，乱闯红灯、随地吐痰者罚款1500港元。但在内地一些城市如广州，规范虽有，但执行难度有二：一是取证难；二是执法成本过高。在这方面，困难也并非不可克服。上海曾经采取过这样的措施，交通协管员除疏导交通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即用数码相机抓拍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的行为。这些照片，一可作为送交违法者单位进行教育的依据；二可作为直接处罚的依据。实际效果表明，上海乱穿马路现象得到明显改善。比较而言，广州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空间。

　　当然，在制度完善的同时，技术与道路交通设施设计的原因，也是不可不考虑的问题。同济大学教授李克平在一次“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问题很难解决的原因之一。行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理性的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这些国家的红灯时间绝不会超过市民忍耐的极限，而我们国家却从未做过相关调研。由是观之，更加人性化的城市设施也是造就文明的基础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