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在杭州召开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文物考古、历史、农业、古动物、植物、地质水文、古建筑等学科的专家学者，就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重要意义、科学价值以及相关学术问题交换了意见，不少先生认为河姆渡遗址第3、4文化层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可以定名为"河姆渡文化"。夏鼐先生在《考古》1977年4期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明确提出河姆渡文化的命名。

　　第二次发掘后，发掘者根据河姆渡遗址依次迭压的四个文化层出土遗物的种类及典型器物形态特征的类型学研究后发现，河姆渡遗址典型器物群形制早晚演变轨迹清晰，发展演化的逻辑顺序清楚，阶段性特征明确突出。认为“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具有紧密地相互衔接的关系，四个文化层当是河姆渡的四期文化，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河姆渡文化应该包括河姆渡遗址的四个文化层这一认识上的飞跃是在对钱塘江南北两岸史前文化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实现的。钱塘江北岸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的发掘，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是钱塘江两岸两支并行的新石器文化形成共识是河姆渡遗址河姆渡文化认识升华的学术背景。尽管对河姆渡文化的界定目前还有分歧，但日益丰富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的考古资料给河姆渡文化包括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的观点以强有力的支持，愈来愈多的学者认同和接受河姆渡遗址四个文化层是河姆渡文化先后发展的四个期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