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我是1961年生人，今年46岁，这一生最好的时光基本过去了，以后只是打发日子。我现在才能体会，人到中年为什么通常都趋于保守。

　　1978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历史老师冯彬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张我父亲单位里寄来的“右派”平反通知，那时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快要开始了。

　　一个强烈的记忆是当时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声。

　　今天40岁以上的人，在他们的少年时代，很少没有邓丽君的影子。那时没有影像，但她的声音是我们那一代人无法忘记的。许多年以来，我都想写一篇文章，专门研究70年代末港台流行音乐对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可惜没有用力收集材料。此言可能夸大了邓丽君的作用，但她对一个在封闭社会中成长的少年的影响，可以说是颠覆性的。

　　我那时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城里读高中，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到管理广播室的校工那里，帮助他做一些体力活，然后，求他在学校的播音室里，用一台老式的磁带录音机，为我放几首邓丽君的歌。这些事还不能让人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听邓丽君的歌是犯法的，那是典型的靡靡之音。一个中学生，要是沉迷于那样的歌声中，几乎就是不可救药了。好在我那时很谨慎，没有让老师发现，所以也没有被认为是中毒的少年。

　　邓丽君的歌声是如何传进来的，这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许多正在成长的少年，而那些少年的青春时代，是只有革命歌声的，是只有时代最强音的。邓丽君让他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歌声。我那时有一个梦想，就是特别想知道邓丽君的模样，那种期待，也许和今天的追星族是一样的心情。那时很难见到一盘原装的盒式磁带，所能见到的，都是转录过来的，那时，转录邓丽君的磁带，是青少年的时尚。

　　流行文化的发展，到了今天，已非当年可以想象。我这个年纪的人，对于今天的大众文化，已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但对于少年时代的一个梦想，我还有一些怀念。后来也看到了邓丽君的照片还有她的传记。与如今的明星相比，邓丽君也早已是一个过时的人物了，她本来也不是什么美人，但她的歌声非常迷人。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史上，邓丽君恐怕不只是一个歌星，或者说，她的意义远非今日那些走红的歌星可比。邓丽君的歌声，实际有一种延续中国30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她常常让人想起周璇、白光她们，后来我还了解到，有些上了年纪的人也非常喜欢邓丽君，比如过去《读书》杂志的沈昌文先生就是一个。邓丽君生长的地方，是延续中国30年代文化的，不像我们这里，没有了那种文化的土壤，像邓丽君唱的那些宋词歌曲，至今还让人回想。邓丽君始终是忧郁的，她的歌声是有关爱情的，但多是惆怅的，哀怨的，虽然是通俗的，但我们还很难说她肤浅，她的歌声总有人喜欢听，这很不容易。今天的歌星，很难有她那样的幸运。

　　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

　　1980年，我进入山西榆次市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虽然读的是英语，但我对这门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三年后勉强毕业。

　　我在师专读书的时候，最关心的还是发生在北京的那些政治变革。当时21岁，像所有大学生一样，张着一双迷茫的眼睛，对周围的生活充满好奇。那是一个有热情的年代，理想主义是青年的普遍气质。我虽然是一个读英文的学生，但英文在我的学习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那时我对文学着迷，一心想成为一个作家，但同时对政治也保持了极大的兴趣。也许因为自己是一个“右派”的后代，所以对生活中的政治变化很敏感。我在中学时候，就对北京西单民主墙非常关注。可惜，生活在中国北方一个小城市里，我只有观望的条件。

　　我到师专读英文时，英语远不像今天这样为所有的大学生所重视，我那时是因为数学不好，不能选择中文系，才去读英文的，当时上英语专业的人可以不算数学分数，我也只学了一年英语，就勉强上了师专。我上的这所学校，严格说不能算是大学，因为刚刚恢复，几乎没有什么办学条件，学校只有一座教学楼，老师都是从中学调上来的，多数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但因为在社会底层生活多年，他们早没有名牌大学学生的自信和傲气了，长期的中学生活，使他们变得特别谨小慎微，学生远比他们富有热情。

　　我在这里遇到过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他叫黄学诗，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后来他告诉我，他和美学家叶朗是同班同学，因为是“右派”，我对他有天然的好感。他不是一个会讲课的人，思想也不是特别开放，但因为经历的关系，他在课堂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偶有涉及，特别是对毛泽东的评价，他常常有一些让我感兴趣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人生中是非常平淡的，没有恋爱，也就无所谓失恋；从来没有想过考研究生一类的事，也就无所谓失望；除了祖母的去世让我多少感到一点人生的无奈外，我实在想不起什么特别有印象的事。我也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想来想去，觉得有一件事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在这一年给《人民日报》理论部投过一次稿，结果当然是稿子被退回来。20多年后回忆，我以为这件事在我一生中还是有意义的，可以说，我的青春在那一年提早结束了，不是说我以后成熟了，而是以后我更是什么都不相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

　　可能是因为在政治课上听过黄先生一些对领袖的分析和评价，加上自己家庭的一些遭遇，我当时对领袖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1982年，虽然民间思想特别活跃，但在官方的意识形态里面，对于领袖还是不敢有另外评价。

　　说来也奇怪，那年夏天，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看到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书不在手边，这个书名可能不是特别准确。这是一本文件形式的小册子。我那时有很强的好奇心，就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把这本小册子仔细看完了，当时感到特别兴奋。

　　我对当时流行的一些说法本来就不相信，看了普列汉诺夫的书后，就更不再相信了。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我当时以为自己看懂了，因为这不是一本很复杂的书。我以后再也没有重看这本书，但我记得他在书里非常明白地说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还用符号列了公式，这个记忆特别强烈。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他好像说过这样一个意思，就是一个位置如果被甲占据了，那么就把另外一些人的才能转移到别处了。看过这本书以后的突出印象就是：没有什么不能替代的人，也就不能有什么个人崇拜，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因为平时有很强的写作欲望，我就以普列汉诺夫文章为依据，还结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毛主席也会有新中国》，然后把文章直接寄给了《人民日报》理论部。那时寄出去一篇作品，最大的愿望就是期待有一天能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文章，现在想来这很可笑，但当时就是那样想的。文章自然是不会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我收到了《人民日报》的退稿，记得里面是一张铅印的退稿单，我估计，一个读者的来稿，当时《人民日报》理论部恐怕根本就没有人看过。

　　当时在学校里给报纸投稿，发表了还好，发表不了是一件很让人难为情的事，特别是像《人民日报》那样的地方。我把那封退稿信悄悄地收起来，没有和任何人说过。我保留了许多20多年前和朋友往来的信件，这封退稿信或许还在家里，只是我一时找不到了，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了它，会感到万分亲切的。文章肯定不行，但我依然珍惜当时的热情和勇气。

　　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

　　回想自己的读书生活，最大的感受是最能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有书读了，已经错过了最好的读书时光。我总觉得，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应该在他上大学之前，把那些应该读的书都读完，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读书也是需要童子功的。过了那个年纪，再用功，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我现在想，要是那时我读的是《唐诗三百首》就好了，那可以让我享用一生，可惜我没赶上那样的好时候。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他的译笔和当时流行的说话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后来就是鲁迅的作品。那时能见到最多的书就是白色封面的鲁迅著作，一本一本的小册子。鲁迅的书，根本就看不懂，但对书中提到的人物有些兴趣。

　　一个正常的时代，应该是一个读书自由的时代，要相信人是有很强选择能力的，它想看什么书就让他看去，时间长了他总会知道好坏，一个在自由选择环境里长大的人才会身心健康。如果一个社会连读书的自由都没有了，那是很可怕的。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193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基本是没有读过书的。不是没有能读书的人，是以后成长的年代里没有书可读了。

　　谢泳，学者，1961年生于山西榆次，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杂书过眼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