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历史系陈勇教授的新著《国学宗师钱穆》，作为“中国学术大师系列丛书”之一部，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传主的人生经历为主线，融其思想、人格、学术、才情于一体，多层面地展现了这位从乡土中国走出来的一代学术巨擘的立体人生。

　　全书共有12章，分阶段记述了钱穆从降生七房桥到求学果育、常州，再由执鞭乡里到任职燕大、北大，然后流转西南，寓居香江，最后定居台北的人生历程，再现了钱穆作为史学家、教育家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先行者的一生。或许是受钱穆自述《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影响，作者对每一阶段中与钱穆关系密切、对其颇多影响的人物往往不吝笔墨。这些人物，有钱穆幼年时期的父母兄长，求学时代的果育诸师以及走上讲坛之后的同事及学界名流。通过他们与钱穆的交往，我们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在钱穆人生和思想当中所留下的烙痕，从而了解钱穆何以成为钱穆，理解其“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志业与宏愿；另一方面也可从钱穆与同时学人的学术分合窥得20世纪中国学术界的诸般情伪以及钱穆择善固守的学术精神。

　　国学宗师钱穆

　　应该说，钱穆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的关怀以及由此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在书中得到了很好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早在果育求学时期，钱穆便开始了“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的追问，而高昂的民族情绪及早年乡村生活的体验又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温情与敬意”。但钱穆一生治学，素求义理与考据并重，求真与致用结合，并不缺乏批判精神，更非盲目的泥古。他早年的著作《国学概论》就“勇于献疑发难”，他在考证古史地名时也常出奇论，翻积见，标新得，而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缺点，钱穆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予以分析批评。他独独不能接受的是对传统文化偏激的全盘否定。在钱穆看来，文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便是中国人自己看轻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对本民族的文化失去信心。在那样一个亟待以变求强的时代，钱穆的这一主张难免被视为保守、逆潮流而动。但今日看来，先生这种对民族文化的执着更像是一种先知先觉。当我们不知不觉中将现代化与西化划上等号，日渐迷失在所谓的“现代文明”中，越来越缺乏归属感的时候，这种文化上的坚守突然显得弥足珍贵起来。

　　1978年，钱穆在重返新亚书院的演讲中说到，“今日我中国人及中国自救之道，实应新旧知识兼采并用，相辅相成，始得有济。一面在顺应世界新潮流，广收新世界知识以资对付。一面亦当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与夫中国之成其为中国之根本基础，及其特有个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认识。”先生三十年前之语在今日仍值得我们深思。

　　钱穆的《八十忆双亲》手稿

　　《国学宗师钱穆》虽然是一部偏重文学性的学术传记，但作者的史家修养却于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书中所述无不言之有据，凿凿可考。所采资料有传主的著作及自述，传主同时学人、门生故旧的论著、书信及回忆文章，以及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作者2001年以后远赴香港搜集而来的钱穆居港台时期的资料，而这些材料在大陆是难以见到的，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钱穆的思想极有帮助。另外，作者并未因为沉浸于对传主的长期研究而对之文过饰非，不论是在分析钱穆的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论，还是在叙述钱穆与“新考据派”的论争之处，作者都有公允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