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解玺璋：评论家同心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

　　梅毅：作家网名赫连勃勃大王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以说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其中自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又趁热推出了孟宪实主讲的《贞观之治》。《孟宪实讲唐史》一书的热销又使得“唐朝”一度成为热门关键词，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中国人陷入“帝国回忆”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学不断升温，史学热还要热多久？面对大众史学热，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记者：清史、明史之后，今年一度出现了“唐史年”、“唐史热”的说法，有很多人预测这股大众史学的热潮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退，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正常？

　　雷颐：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但是在我国，历史学却长期是冷门，80年代历史学内部甚至反复讨论史学危机的话题，当时没有人关注历史学，研究者自身都不知道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曾发表过一些文章。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而史学危机的出现和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有关，我们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这些导致历史学文章干巴巴的。

　　孟宪实：和英语热比起来，你能说唐史很热吗？其实我觉得史学热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得远不如日本等国家。怎么可能说它很热呢？比如，日本的“易中天”陈舜臣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并引起了广泛轰动。当然，唐史的热与不热，也许读者说的话才是最有分量的。

　　几年来，我一边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参与了历史剧的编写，又有机会到百家讲坛讲史。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但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社会需要历史，社会需要历史学。历史学没有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有益，具有当代价值。

　　用文学手法“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

　　记者：很多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在百家讲坛听到的有关历史的内容，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课程，到像是在听人讲故事，言语生动。甚至每一集之间还留有一些悬念，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把很多人吸引过去，对此，您怎么看？

　　解玺璋：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擅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梅毅：也有一种倾向，在电视媒体上，有些人只是为了讲得有趣，已经把学术的严谨抛在脑后，并越来越以媚俗为乐。比如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过去可以纳妾，怎会有“二奶”之说？还有，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在衣服外面罩了一层轻纱做的袍子，他说别人穿的是“透视装”，这都哪儿跟哪儿？而这样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故意讨好普通观众，在一味追求好看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歪曲有时候到了流俗的地步。

　　我觉得，易中天掺杂一些现代语言十分生动有趣的讲法和于丹把论语读者文摘化的讲法，都是很有开创性的。但那些没有创造力的模仿，让我很厌恶。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做到生动准确是很难的。

　　记者：有人担心，在大众史学的写作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由于注重了文学性，学术性可能会差一些，其真实性也是打了折扣的。

　　孟宪实：认识历史，求证历史，弄清历史的真实，任何人都可能产生这样的动机，任何人都可能有这种需要，但是历史的认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专业性，没有经历一个严格的学术训练过程，历史的认识是难以成功的。现在，如果从博士开始计算的话，历史学的训练要经过整整十年的功夫。越是专业化倾向发达，越显示出专业的必要性，同时，更具有了回报社会的必要性。普及历史学的一般常识，介绍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告诉人们如何透过历史记载回到历史，这是专家回报社会的一个方面。

　　雷颐：从历史学界80年代讨论危机起，史学界自身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是长期形成的传统和教育模式很难在朝夕间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历史学家其实已经丧失了叙事的能力。当然在史学热当中，作为作者，不管是专家与否，当然要追求尽量准确，但是在向公众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同时做到生动准确是很难的，生动就容易失真，讲究准确又容易显得过于呆板，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

　　记者：您觉得大众史学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历史是既往的经历，它不仅仅属于研究者，概括地说它属于全社会共有，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越强，他们的使命感就会越强。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让全社会都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让全社会都拥有一个强烈的历史感、正确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理想，同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从业者的努力。培养社会的历史观，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责任。